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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合建筑

    家具与建筑相伴而生,两者相互借鉴、相互依托,汉地佛教家具与其建筑也同样如此。自佛教在东汉时期初入汉土,继而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一一白马寺。自此之后,佛教建筑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佛教及佛教建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教建筑是当时中国皇权与民间交融的一处场所,在没有佛寺以前,城市里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皇家的宫殿、贵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这些建筑对于百姓而言,是不易接近,并且近卫森严。但佛寺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进去礼佛、祭拜、焚香,并在广阔的庭院中休息,甚至还起到促进贸易的作用。佛教建筑的造型也从最初按照汉地官署的布局而建,到后期结合民居的院落式布局;从最初的以佛塔为中心,到后期的以殿堂为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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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殿堂成为佛寺的中心建筑物时,其中的家具也势必丰富起来。佛教家具置于建筑中,其结构在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之后,其造型以及装饰必须与整个建筑风格相互呼应。例如:佛教家具中的翘头供案,其翘头源于古代建筑中的飞檐,然而建筑中的飞檐则是来自古人对于凤鸟的崇拜。在明代,翘面的两头被称为“飞子”,这种称法正是《营造法式》中对飞檐椽的称呼。除此之外,佛教家具中的束腰形制则是源于须弥座,在《中国家具文化—家具与建筑》一书中,就提到家具的腿与建筑的柱本是同出一源。佛教家具中最常使用的造型—束腰形式,也同样是从建筑发展而来,源于佛座及佛塔的塔基。纵观所有的佛教家具,其中与建筑最为近似的应属佛盒,其造型与建筑是一脉相承,佛盒尺寸则按建筑的比例缩小,再根据佛像的大小确定最终尺寸。佛教家具多为“量室而作”,在修建佛寺的时候即考虑到家具的尺寸和陈放形式,佛寺建成以后,家具尺寸就根据室内空间“量身定做气

    佛教建筑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古建筑的类型,并且在当今中国的古建筑遗存中,佛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仅仅在佛教家具造型这一方面,其实在家具这一大框架内,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是借鉴于建筑,并且在佛教建筑不断创新的潮流之下,家具的造型也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虽说大陆目前的佛寺建设大都还是以仿古建筑为主,并未出现像日本大阪一心堂或台湾中台禅寺那样现代化的佛寺实例,但佛寺不论其是通过整体形式的现代化或是继续保持其本真特色,这两种都是其可发展的方向,但是否一定要通过佛寺整体现代化来完成佛寺的转变,有待考虑。往现代化相反的方向前进,也不失为另一种办法,是佛寺在其建筑及家具上与民用之间越走越远,直到其形成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宗教信仰艺术系统。

2、源于古制

    佛教这一教派从其发源地古印度传入汉地之后,其产生的“物”中必然包括佛教用具、器具等,两国文化也通过这样小小的器物得以交流、融合,佛教中所有的器具也都是文化结合后所产生的物化结果,汉地佛教家具也自然如此所有的转变都会在其器物中体现。

    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佛教中高型坐具的出现,让“席地而坐”的时代得以终结,就此人们改变起居习惯一直至今。在佛教逐渐融入汉人的生活时,汉文化也在逐步影响传入汉地的佛教,以至于发展出“禅宗”、“天台宗”以及“华严宗”等多种汉传佛教的宗派,当代众多的寺院皆为禅宗佛寺。

    在汉地佛教寺院当中,细心寻找,定会发现,众多的佛教家具已难存唐宋遗风,大都是沿袭明清时期的家具风格及造型。在其造型方面,大都如明式家具一样造型简练实用、不繁琐,彰显质朴无华的特色。其结构严谨,比例匀称,尺度适宜;而在其装饰方面,供案较多秉承清式家具的装饰风格,繁复的雕刻、大量的描金及彩绘,在造型上也与明式风格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家具体量上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局部尺寸与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倾向于展现稳重宽厚的外形。而汉地佛教家具其造型则是兼具明式的简练线条及清式的繁复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