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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监禁本身作为一种对罪犯的刑罚必然带有痛苦性,即便是监狱中越来越重视和倾向于人道主义的管理及教育教化,仍免除不去监狱服刑人员的痛苦,监狱监禁对服刑人员的权利、自由、财产以及名誉等内容的剥夺和限制是监狱服刑人员痛苦的根本来源,然而监狱监禁与其剥夺性和限制性是共生的,由此造成的服刑人员的痛苦永远不会消失,这些不会消失的痛苦具体表现为手镣脚铐以及管理造成的行动不自由,不能畅所欲言,不能表达情绪等,以及被剥夺和被限制引起的不公、焦虑、烦躁等情绪,当这些情况没有改变或这些情绪无法纤解时,又会引发自卑、无助、挫败、冷漠、抑郁、消沉、愤怒等痛苦情绪。除了监禁环境引起的痛苦外,监狱服刑人员自己也可能产生各种痛苦的情绪,如想起家人因为自己承受的指责和难堪而产生的牵挂、自责、悔恨等痛苦感,想到出狱遥遥无期,出狱后一无所有,前途未卜等产生的烦躁、焦虑、了无生趣的痛苦感等。这些痛苦的情绪在严重影响监狱服刑人员安心服刑的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到周围服刑人员的情绪,进而滚雪球似得产生一系列问题,最终影响监狱服刑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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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特殊情况外,绝大部分服刑人员是由于恶行被收押监狱的,恶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恶的念头。。受刑人被判刑的直接原因是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违法犯罪行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却是受刑人错误的思想和行恶的心念。受刑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吴宗宪教授在《罪犯改造论—罪犯改造的犯因性差异理论初探》中总结到犯罪差异是由犯罪人不同的犯罪原因造成的,也就是由犯因性差异造成,犯因性差异有三方面:一、犯因性环境因素,如不良家庭、不利的学校环境、不良交往与犯罪亚文化、犯罪高发邻里、不利的执法状况、犯因性物质的情况、不良工作环境、不良的大众传媒报道、经济不平等、有害的社会风气;二、犯因性个人因素,如犯因性生理因素、犯因性心理因素、犯因性行为因素;三、犯因性互动因素,如犯因性认识缺陷、犯因性反应方式、犯因性情境因素。仔细分析这些导致受刑人犯罪的原因,会发现除了那些如先天性神经系统缺陷、内分泌系统缺陷、脑损伤、人格障碍、智力问题、精神疾病等个人生理因素引起的犯罪行为外,由外部环境因素、个人心理因素、个人行为因素和互动因素引起的犯罪行为,往往是外部因素首先作用于受刑人的身心,当来自于这些因素造成的身罪心理,导致犯罪行为。也就是说,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受刑人个人生理性因素引起的犯罪行为外,在受刑人受到犯罪因素影响,到犯罪行为实施这个过程中(无论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或短)必然会产生行恶的心念,且这个行恶的心念导致了犯罪行为的发生,无论这个行恶的心念强度有多大、会持续多久,监狱矫正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直面受刑人的行恶心念,并通过合适的方式控制它、改变它,最后实现行为的转变。

    目前,阻碍监狱服刑人员矫正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暂时的改变了监狱服刑人员的行为而没有彻底改变监狱服刑人员行恶的心念,也就是说,在监狱的环境中,在被监禁的现有情况下(比如为了少受惩罚,少听唠叨,缩短服刑期等),服刑人员往往会配合改造,表现出改过迁善的良好行为,但实质上起决定作用的行恶的动机和观念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行恶的心念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控制住和转化掉,甚至有一些渴望改变的人根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能够让自己控制住和转化掉这些行恶的念头的方法,或者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要控制和改变这些行恶的念头,以至于出狱后再犯罪.

    此外,监狱中服刑人员的苦的感受和恶的心念还会相互转化和倾轧,比如出狱遥遥无期的痛苦以及被限制活动不自由的痛苦等都会逼迫服刑人员在监狱内躁动不安,破坏服刑秩序,以至伤害其它服刑人员甚至越狱等,而服刑人员行恶心念推动下的恶行则进一步导致被严管和限制,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服刑人员的痛苦。

    监狱服刑人员的苦和恶是直接影响监狱矫正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监狱服刑人员开具出来的矫正方法必须要针对服刑人员的苦和恶之重症持之以恒的下药,否则,不仅不能使监狱服刑人员安心服刑,也不利于服刑人员出狱后的社会稳定。而佛教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对苦和恶的研究及对治方法,无疑是监狱服刑人员的对症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