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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佛教监狱教诲略述

2020-03-16 12:32:57 点击数:

    如果说历史上使用佛教教化监狱服刑人员的现象还比较少,且佛教教化对象有局限性的话(如北魏时期只是用佛教感化重罪犯人和官奴,而唐朝的御史台监狱关押的也是有罪在身的朝廷官员),那民国时期运用佛教在监狱中教化服刑人员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涉及地方监狱之多,还体现在所教化的监狱服刑人员之广,以及使用的教化方式之丰富上。

    民国时期重视监狱宗教教诲不仅沿革《大清监狱律草案》中“在监人若请就其所信宗教之教职者,受教礼或行宗教仪式,斟酌情形得许之”的规定,也借鉴西方及日本等国家在监狱中运用宗教教诲服刑人员的方法,由此,民国政府司法局明确支持监狱宗教教诲。如1913年民国北京政府决议监狱教诲应参用宗教;1935年民国南京政府通过的《监狱法草案》规定经监狱长官许可,囚犯可请求宗教僧侣来监布教等。而各宗教也积极开展监狱教诲活动。如民国初年,大连佛学研究会编定《以佛法感化管理刑事人犯之建议》,积极倡导以佛法感化罪犯;1918年基督教联合会在江苏第一监狱布教等。民国监狱佛教教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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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期间,各省监狱重视运用佛教教诲服刑人员。
    山东省各监典狱长在星期日邀请高僧或佛教团体来监狱宣讲教育或佛经③;此外,民国十年七月(1921年7月)山东高检厅长梅撷云呈送司法部核定的用于各新监狱佛教教诲的书籍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疏钞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地藏本愿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往生论注》、《普贤行愿品》、《六度集经》、《贤愚因缘经》、《龙舒净土文》、《六道集节要》、《净土圣贤录》、《竹窗随笔》、《万善先资》、《居士传》、《佛学起信编》、《六道轮回录》。
    陕西省各监狱教诲人犯以《佛家经义》等为内容,由教诲师拟题进行教诲,入监教诲时一般于独居室内利用佛教因果报应之说劝导人犯“立地成佛”,为修“来世”而节制今世之非分欲望,并教以监规纪律,监狱还邀请宗教人士讲经劝善、儒释名流演讲,对人犯进行教诲。
    四川第一监狱典狱长胡安澜在职期间令四川高等法院训令令四川第一监狱:“经启查上海佛教会呈请准予佛教团体到监宣讲佛教以资感化一案,前经本司于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1934年1月27日)函请贵院查照转知所属各新旧监狱,准予佛教团体到监演讲,其感化成绩若何相应函请查照转知所属各新旧监狱查明详细”,“本市(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昌圆法师每星期二日派僧徒数人到狱内宣扬佛法,使群囚知所悔悟”。.1944年又邀请四川佛教协会主任秘书广文法师,进行佛教劝善,随时到监,宣讲佛教,1945年此监狱举仪阪依者60余人。
    民国十年七月(1921年7月)前京师第一监狱出版的《京师第一监狱旬刊》中“嘉言葬行属于宗教者,不拘何派均可选入”,在民国十一年四月(1922年4月)间第一监狱呈准司法部设置的图书馆藏书中,佛经数目最多,共2070册,占当时全部图书〔共4383册)数目的47%还多.
    浙江省监察厅和浙江高等法院对省内监狱的佛教教诲也特别支持,在两者的推动下,浙江上虞监狱、杭州第一监狱、金华县监狱、浙江第二监狱以及浙江第三监狱等都积极开展佛教教诲,如杭州第一监狱“兹悉己推请成元法师暨钟康侯、徐万清二居士于每星期一下午二时前来演讲”⑧,金华县监狱自设立佛堂后,修持人犯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之多;浙江省监察厅检察长陶思曾还推动发布第654号训令,令各监狱登记《浙江省新旧监狱在监人修持考察表》,该考察表内容包括在监人的番号姓名、罪名刑期、修持种类、修持时间、每日计数、每月计数以及附记等,填写该考察表意在让已修持者督其精进,将修持者促其发心,未修持者起其心念;此外,为感化囚徒使之忏悔,出狱后不再犯罪,浙江省定海县县监狱创办延僧讲经会,邀请有道之僧如江苏龙兴寺退院僧智德来监担任教诲师职务,定海县监还将已决犯编为东西两班,再按刑期长短以支干分编若干组,女犯未决犯过解犯另编三组,纯粹使用学校形式,佛法官法一律平等,免去监犯名目,统称之为听经会员,敦促其自重人格,每月的星期一、三、五,从一点到三点进行佛教教诲,初期讲粗浅因果劝善等书,之后讲普通较高的经论,同时辅助课诵和念经,并购置鱼磐鼓笛等法器教授梵唱,对年老者敦促持佛号,出狱者可以领取听经券来监听经等,后来米价日涨,监狱餐食紧张的时候,讲经日还会增加午粥,称为听经粥。
    从以上各省事例可见,民国期间各省监狱佛教教诲情况虽有不同,但总体看来,佛教监狱教诲成为由上而下,由民国政府到地方监狱推进的教诲形式,佛教教诲由此成为监狱教诲的热门形式,基于此,各监狱积极主动的邀请佛教界人士前来布教、授课,各监狱可供服刑人员借阅的佛教书籍也比较丰富。而民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方法,如教授佛教因果思想、在监狱中设置佛堂、提供佛教书籍等,更多的是用于感化囚徒,帮助囚徒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能改邪归正,出狱后不至于再犯。因此,虽然民国政府监狱宗教教诲受国外宗教教诲影响,但民国政府更多的是看到了佛教具有的教化和劝善的功能,能够帮助监狱服刑人员去除其 “恶,’
    除了民国政府推动的佛教监狱教诲外,民国期间佛教界团体和人士也积极呼吁和开展监狱教诲活动。而民国佛教界的监狱教诲不仅关注到了监狱服刑人员“恶”的问题。也关注到了监狱罪犯的“苦”的问题。
    如中国佛教会鉴于一些犯人改造效果很差,呼吁各级法院准予佛教团体到各监狱中宣传佛教以感化服刑人员,中国佛教会认为监狱服刑人员“虽身处图周,而三毒火烧,恶念不戟,出监以后往往累犯刑事法律,有时而穷,亦有无知初犯,误入迷途,只以无人教诲,或轻生以求脱苦,或结愤而寻仇”,也就是说监狱服刑人员背负着阻碍改邪归正的两座大山,一座是“三毒火烧”,一座是“恶念不戟”,也就是说监狱服刑人员不仅受贪、慎、痴三毒的折磨痛苦不堪,还受到自己也控制不了的恶念的折磨,而这也使服刑人员出狱后继续作奸犯科,还有一些因为无知而初次犯罪的人,但因为在监狱中没有受到有的教诲,出狱后不堪痛苦和恶念的折磨或者导致自杀来解脱痛苦或者受恶念支配再次犯罪,情况很不乐观。民国中国佛教会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狱服刑人员不了解人生真谛,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借助佛教的力量,因为“佛教精神注意内心熏陶,而罪福只相因果之理,分析至微,精深无比,故无论何种凶恶之人,一经佛法熏陶觉悟者必居多数,尤以身系图圈者即使施以佛法之感化,傅资忏悔,收效更易”。也就是说,针对监狱服刑人员“苦”和“恶”的心理特点,使用佛教来对他们进行教化效果会很好,因为佛教思想和理论非常注意内心熏陶,特别是佛教的因果理论,对罪祸福德分析的很细致,道理很深刻,对特别是身处监狱的人来说很有感化之力,因此,佛法能够帮助服刑人员消除恶念和痛苦而步入改邪归正的正途。
    此外,“民国四年十二月(1915年12月),觉先在京师第一模范监狱布教,成为监狱布教之始……民国五年八月(1916年8月),释范成在京师分监刑场设七如来莲花石幢,举行临死前两种教诲··一民国十二年五月(1923年5月),(武昌)佛学院学生组织监狱布教团,每星期至湖北第一模范监狱讲演”。如此种种可见佛教界团体和人士对民国时期佛教监狱教诲的推动.
    在民国政府、各地方监狱以及佛教界团体及人士的推动下,佛教监狱教诲反映出一定的成效。如浙江省金华县监狱称“自奉令以佛教感化以来,各监犯咸知因果轮回之理,五戒六度之行,非忏衍悔罪不能得慈航之普度”,虽然金华县监狱称自奉令以来,各监犯都知道佛教因果轮回的道理等有很大的报告性质的粉饰色彩,但从其列举的“因果轮回之理”、“五戒六度行”“忏悔罪过以得慈航”来看,金华监狱确实针对监狱服刑人员的“恶”的问题用佛教理论和思想进行教化;浙江省第二监狱称其监狱的佛教教诲“开方便之法门,示以学佛门径,苦口婆心,始终不懈,故被感化者,计全监人数十之七八”,也就是说第二监狱在佛教苦口婆心、持之以恒的教化下,全监被感化的人数占百分之七八十,这可谓佛教感化效果非常明显,虽没有表明出狱者再犯罪情况,但有被感化到就有改过的机会;教诲师郁延年于浙江省新登监狱教诲后,在呈报浙江高检厅赴监讲演情形文中提及,“囚等无不听信,自后狱中鱼声佛号,终日不觉,余去后数日,管狱员朱君来书云,囚等大发信心,终日念佛,狱外闻者,均疑内为兰若,今将筹划款项,购置法器,拟设一念佛堂,果尔,吾信此狱不久将为净土矣”这段报告也极具纹饰色彩,但在监狱中设置佛堂,监狱服刑人员能够自觉念佛,实际上能够起到缓解服刑人员情绪,使其安心服刑;浙江定海县知事陶铺在呈报县监狱创办延僧讲经情形文中也提及“体察情形,比较前在郸县诸暨各任派员演讲似为有效……冀副长官明刑弼教,化芳为良之至意,所有县监试办延僧讲经,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备文呈报……”,定海县监狱创办的延僧讲经班以学校课堂的形式呈现,具有固定性、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更关怀到了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格自重问题,相对来说取得良好的教化效果是可信的。就以上资料来说,各监狱的报告虽有纹饰夸大佛教监狱教诲效果的嫌疑,但其教诲效果仍不容忽视。
    从上文涉及的监狱佛教教诲活动的开展和反应出的成效分析来看,民国时期佛教监狱教诲呈现出几个特点:首先,佛教监狱教诲由民国政府推动,由上而下贯彻实施,重视佛教团体和佛教人士教诲力量的运用,虽然佛教界团体和人士积极推进监狱教诲,但主动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民国政府和监狱手中;再者,就资料来看,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各监狱,都更重视佛教对服刑人员改过迁善的教诲,也就是更针对服刑人员“恶”的问题展开佛教教诲;再者,佛教监狱教诲师由民国政府或监狱聘请或邀请,教诲师在监教诲情况要定期向聘用或邀请方呈报;再者,民国时期佛教监狱教诲形式较为丰富,如讲演、授课、讲经、念佛、梵观、佛教书籍自主阅读等,同时还积极探索如延僧讲经等更加合乎监狱囚犯特殊情况、更加关照囚犯感受的佛教教诲形式,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最后,虽然民国时期佛教监狱教诲如火如茶的展开,但由于对佛教内容不加选择,各种佛教难易深浅思想和经论都有涉及,不免弱化教诲效果,此外,虽然佛教教诲形式多样,民国监狱也积极探索如延僧讲经等更为先进的教诲模式,但整体来看,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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