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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的形成过程

2020-03-15 13:10:09 点击数:

    原始佛教即印度佛教,起源于公元前1世纪。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历史文献中颇具影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一是西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世纪)。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是后一种说法。因为,有史书记载西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讲述释迎牟尼生平传说的经典—《浮屠经》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口口相传。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也许是随着当时往来于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西域之间的商人传入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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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佛教是怎么传入我国进而发展起来的呢?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两个主要的传播路径。作为当时连接中亚与西域的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产生的不仅是物质财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也在这里相遇、碰撞出绚烂的精神火花。原始佛教中的业、轮,解脱等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矛盾,有对立面就会出现争论,激烈的争论过后就会诞生新的理论。公元2世纪时,位于我国西部的玉门关附近地区就成为了印度原始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地。这为以后佛教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个传播途径就是3世纪以后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主要港口耽摩栗底(Tamralipti经斯里兰卡到我国广东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往来相比海上贸易较为隐秘,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北方不同,佛教在这里的发展空间较为自由。

    除考虑地缘因素之外,对汉化佛教形成起推动作用的就是佛经的翻译工作(以下简称译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是在不断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发展的。印度原始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适应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必须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相适应,与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相适应,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种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相适应,否则就难以立足,不能发展。在中国弘扬印度佛教,如果不从佛教原理上适应中国的儒、道文化,那么佛教永远都不会深入人心。在此不得不提到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东晋佛教领袖—释道安。释道安出生于公元312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卫氏望族出身,是一个地道的炎黄子孙。从小学习《诗》《书》《礼记》等佛家书籍。12岁出家为僧学习印度佛理。53岁下襄阳,襄阳研究佛学巧年,颇有建树。可以这么讲,自西汉末、东汉初,原始佛教初传中国直至释道安之前的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都是处于牵强附会与“生吞活剥”的状态。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做到了“洋为中用”,即,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佛教教理,确立了中国化的佛教理论。释道安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的潜心研究开始,为促使佛教原理与中国儒、道文化的融合,积极寻找两者之间的相同点。换言之,就是要使中国的百姓对待佛教,如同儒、道文化一样,将其当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普通百姓要相信,尤其是要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

    般若学思潮的兴起预示着汉化佛教的兴起。佛教要想在中国长期、广泛地发展下去,必须在佛教理论上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东晋当时玄学之风大兴,原始佛教中所讲的那些玄远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玄学是差不多的,可以会通起来研究。譬如,《安般注序》中“阶差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出自《老子》;“忘之又忘之”出自《庄子》;“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出自《周易》。而《老子》《庄子》《周易》三部书又是被当时的玄学家称为“三玄”,这就很自然地使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两者互通彼此。另一方面,释道安在研究般若学的过程中还注意调和儒、道、佛三家在道德规范方面的矛盾点。譬如,儒家主张“三纲五常”;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以社会的道德来约束人;而印度佛教讲的“寂灭”“涅梁”等追求超世间的理想,可以发现这是同中国现实中的社会道德相矛盾的。释道安在研究般若学时就辩证地指出:出世间与世间、空与色的矛盾,他认为出世并不是完全离开世界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变化无常的世间现象,舍弃名利欲望的痛苦,达到精神上的安宁。能在这种繁杂的世间生活中享受内心精神的安宁,实际上也是一种涅梁。这样一来,佛教教理就与儒、道所宣扬的道德规范靠近了许多,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也为以后汉化佛教的传播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用儒、道思想阐释般若学,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之后的汉化佛教很快便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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