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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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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佛教界办学的高潮。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以及道教的大部分改为学堂。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1900年代,中国佛教界对于佛教教育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兴起了创办佛教学校的热潮。1904年,湖南长沙的开福寺创建了“湖南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最初的佛教学校C1905年,释文希在扬州的天宁寺开设了僧尼普通中学。1907年,释觉在北京开办小学校,招收僧俗学徒。1908年,著名的禅僧敬安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僧众小学校和民众小学校。1908年,由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抵垣精舍则为这一时期佛教学校,扫最有组织,办学宗旨最为明确,同时教学也最为新式和充实的佛教学校,其学员有许多后来成为佛教界的中坚和领袖。1910年的秋天,后来在民国时期十分活跃的谛闲和月霞在南京创设了江苏僧侣师范学堂。释空尘也在河南信阳办起了僧俗学校。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战乱动荡,大多数学校都未能’吸持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成立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爱国团体—中国佛教协会。此后即著手筹备创建全国最高的佛教教育机构,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养“具有较高佛学知识,能开展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人才”为目标,设有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等各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人才。此后即着手筹备创建全国最高的佛教教育机构,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以培养“具有较高佛学知识,能开展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的人才”为目标,设有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生班等各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人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遇重大阻力,特别在使中国人民遭到严重劫难的“文革”中,佛教的正常活动得不到保障,中国佛教学院不得已停办。直至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才得以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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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佛教既要总结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又要注意吸收国外的经验。在教育体制及教学方法上日本的佛教教育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日本具有完整的佛教教育制度,佛教教育可以从小抓起。日本僧侣资格的晋升、认证也非常严格,必须依靠教育和布教教化的成就方能取得。僧侣的资格首先是“律师”;隔几年有了一定的成绩再晋升为“少僧都”;等到有了论文及经济实力可以晋升为“僧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其对本宗派贡献的增多,才能晋升为“僧正,’;最高一级为“大僧正”。这样的晋升次序完全是依靠本人的资历和才能。中国也应该建立佛教教育法规,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参照国家的教育制度,制定出一套佛教的教学大纲和计划,实行严格的教师资格审定、考评晋级制度。另外,日本还有那么多的佛教大学为佛教研究源源不断得培养人才,并成为佛教研究的基地。而中国现在还没有类似的佛教大学。创办比现在高级佛教院校更高一级的佛教大学乃至包括佛教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在内的综合性佛教大学的必要性是存在的。

    新世纪的佛教教育应广开大门,不仅仅局限在培养出家青年,应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注意吸纳社会青年参加,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佛教教育,从而实现“净化人心,庄严世界”的理想,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