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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岭南禅宗发展背景

2020-02-15 11:43:53 点击数:

    唐代岭南禅宗发展与唐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及岭南的地理区位,佛学渊源,文化特质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首先,唐代岭南禅宗兴起首先得益于唐朝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兼用的基本国策。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提出“三教虽异,善归一睽”。①自后,唐朝统治者对三教大多持调和融合态度。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使佛教各宗派在竞争中百花齐放。岭南偏安一隅,受政治形势起伏影响不大,加之对外经贸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发展日臻繁荣,为南禅宗曹溪禅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利政治环境和宽松文化氛围。岭南地方官员也十分支持佛教发展。唐代印度密宗高僧金刚智“闻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救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金刚智弟子不空途经岭南向天竺求法,得到岭南南海郡探访使刘巨粼的盛情招待,恳请不空为其施灌顶仪式,后更在广州法性寺请不空开坛度众百千万人。地方官员也遵旨铸鼓送往寺庙,以示对佛法尊崇:“救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鼓铸毕,令送于南天金堆寺。鉴真和尚因东渡受风阻暂栖岭南,崖州别驾从事冯崇债亲率官员迎接进城,尽显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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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禅宗在岭南的发展与其地理区位有关。由于岭南相对偏离政治中心,与中原文化习俗相异甚远,儒家传统夷夏观念的淡薄,使朝廷内的排佛思潮对岭南影响较小,反而使岭南在接受佛教文化方面显得主动迅速,形成佛教发展的有利空间。另外,岭南是佛教从海路进入中国后的前沿阵地,对佛教中国化有重要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南北两路,北路与“丝绸之路”大体吻合,南路则“经由锡兰、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因此岭南是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的重要入口和基本通道。六朝时,广州就己经是对外商贸的重要口岸。海上贸易的繁荣促进海商路线不断拓展,为岭南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发展机遇,不仅使域外佛教僧徒可搭商船来华传教,也方便中国本土求法僧外出求经,搭建起以佛教文化为载体的沟通桥梁。西晋时,梵僧迎摩罗从天竺前来,在广州建三归寺与王仁寺;东晋时,昙摩耶舍到广州白沙寺讲法传教,又在虞翻旧宅基础上创王园寺;梁武帝初期,天竺僧人智药禅师在岭南曲江建宝林寺,并长期驻锡往来于曲江、罗浮……值得注意的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也曾在岭南传法,并在广州创西来庵(华林寺)。此外,许多求法僧在传教初期都曾活跃在岭南地区,使岭南较与佛教文化结缘,为唐代南宗禅的崛起奠定基础。唐代岭南依旧是外出求法和西来求法僧的停留行经之地。“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渐达支那,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释义净,范阳人也。……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唐代岭南还是佛经翻译与传播佛教思想的重镇。主要有两大译经道场,一是广州,二是罗浮。密宗僧人环迪禅师曾在唐开元年间于广州道场与印度僧人翻译《楞伽经》,有“中国之有楞严,自岭南始”的说法。不空和尚也在岭南注疏弘法,这种以译经为交流形式不仅在经书的翻译注解及新见解的阐发方面有重要影响,更提高了外籍僧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对岭南佛教发展大有裨益。一方面使唐代岭南佛教形成以南禅为主,其他宗派同时发展的盛景,另一方面不同宗派之间僧人的相互交流,有助于促进对佛教义理的探讨,形成佛教各派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这也使得岭南具有较为深厚的佛学积淀。

    文人官吏也是促进南禅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岭南地处偏远,是唐代贬官罪臣的远放之地,许多文人来到岭南后,常登临寺庙,造访寺僧。文人寓居、游历佛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往僧俗两界的鸿沟,使禅僧与世俗群体有更多接触,带动了南宗禅的世俗化,也为南宗禅传播了名声。特别是士大夫在游学过程中,为游览、避暑、访僧,都要驻足于当地或沿途的佛寺,佛寺成为备受文人青睐的学习场所。不仅因为寺院环境清静,同时寺院藏书较多,可与其他寓居寺院文人共同探讨学术。“岭南唐代禅宗兴盛,著名佛寺几乎都为禅院。王勃(650-676>是唐代有名的才子,与卢照邻、杨炯、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上元二年(675)十一月,王勃前往交趾省亲途中暂留广州,并前往六榕寺礼佛。六榕寺即王园寺,唐朝时于此来往的官仕文人众多。“寺僧素仰王勃大名,迎入方丈室,于时述说本寺史略及此次修葺因缘,并恳请撰写重修碑记,王勃慨然应允。”留作《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在碑记中表达其对佛法的理解。大中三年(849>许浑任监察御史,“常奉命南海来往新兴道中,登巨福峡山避暑,多所题咏。”来到峡山寺寓居游玩的文士众多,题留不少诗作。郎中李翱曾留诗碑《题峡山寺》,杨衡有诗作《游峡山寺》,诗人李群玉有诗《峡山寺上方》,沈侄期的《登韶州灵鹜寺》中对曲江南禅灵鹜寺的内外景观进行了描绘。刘希夷诗文《初度岭过韶州灵鹜、广果二寺》中广界寺、果业寺都是韶州出名的南禅寺庙。在连州任职期间刘禹锡作《题招隐寺》。这些诗文都扩大了南宗禅及岭南禅院的名气。名士题诗或碑刻铭文使慕名前来欣赏观摩之人十分众多,这种人员流动间接带动了世俗群体在佛寺的停留,增加了南禅传布的机遇。

    岭南文化固有的特质使其有利于吸纳和兼容禅宗文化。禅宗与岭南文化之间具备内在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二者的一致性即是集中于“心”、“性”来看问题:岭南文化的本我性,以明于“人心”而漏于“礼义”为表现形式;禅宗思想的意向性,以基于“明心”而达于“见性”为实现方式。岭南文化近道远儒的特性使之形成了“知人心”的文化环境,对以心为宗本的禅宗最为有益。

    要言之,唐代开放的文化政策和丰富的社会文化思想为南禅兴起提供了社会背景,这是南禅发展的“天时”;岭南特殊的地理区位对南宗禅的形成发展有重要意义,这属“地利”;而岭南禅僧群体及文人官吏促进了岭南禅文化的兴盛,即“人和”。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作用下,南宗禅立足曹溪,开始佛教中国化征程。唐代岭南禅僧群体交游是促进岭南禅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使岭南不仅成为海路佛教的“西来初地”,更成为演绎南禅禅理的妙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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