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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之间的学术活动

2020-02-15 11:30:08 点击数:

    官场倾轧、仕途多并令士大夫对蜗角争名深感厌倦,因此,他们更乐于与遗世独立、道行高洁的高僧往来,他们或是与高僧同游江湖,吟诗作赋,或是与高僧谈佛名理,亲践佛行,唐代佛教史籍为我们保留了隋唐时期士大夫和僧人之间儒学、佛学交流的史料。

1.士大夫与高僧在儒学方面互为师友

    隋唐时期释门汇聚了历代佛徒之著华,他们的学问和风仪足以倾动士大夫阶层。隋唐高僧大多儒释兼修,博通内外,那些具备深厚儒学修养的高僧,更能赢得士大夫的仰慕,于是,僧侣与儒士互为师友,彼此取长补短。如隋僧彦综“厌辞名闻,游历篇章,爱逮子史,颇存通阅”,朝士王邵、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与彦踪情同琴瑟,号为“文外玄友”。再如唐僧玄续,“达外书,工草隶,时吐篇什,继美前修。……有梓州东曹椽萧平仲者,梁高之孙也,博学机关,当时绝偶,往参谈叙,文集相示。唐僧神迥,“渔猎子史,讽味名篇,逸调横弛,颇以此而怀简傲也,兼以嘲谑豪杰,辩调内外,陵栋伦右,挎尚矜庄,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余隙游历省台,预是文雄,通名渴对,或谈叙儒史,或开悟玄宗,优游自任,亦季世纵达之高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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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佛学领域士大夫请高僧答疑解惑

    法师的渊博和佛理的深刻,引起士大夫对佛教理论的兴趣。隋唐士大夫普遍信仰佛教,他们研读佛典,并用老庄玄学淦释和理解佛教知识,当遇有疑义时,他们便与高僧研讨佛理。例如隋西京禅定道场僧昙迁,“研精《华严》、《十地》、 《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颐。……左仆射高颖、右卫将军虞庆则,右仆射苏威、光禄王瑞等,朝务之暇,执卷承旨。四门博士国子助教刘子平,孔门俊又,屈膝餐奉。”⑤唐代士大夫也热衷于学习和讨论佛教义理,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请以庄生《齐物论》的思想向佛教徒提出四个问题进行洁难,京师纪国寺沙门慧净著《析疑论》作答,致使“辛氏顶受斯文,顿裂邪网。永徽六年(655 ),玄奖于弘福寺译出《因明论》一卷,尚药奉御吕才研习之后,用《周易》比附因明进行注释,并将自己的疑惑之处归纳总结为四十多条,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责难佛教界,由此引起士大夫和玄奖弟子的往复论辩,后来,高宗救令玄类和吕刁’辩论,“救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吕公词屈,谢而退焉。永隆二年(681),太子文学权无二研读《维摩》、《法华》、《涅架》诸经时出现疑问,遂致书大兴善寺沙门复礼,请求释疑解惑。复礼乃依据各种佛典及儒家经典编撰《十门辩惑论》以作答。虽然囿于门户之见,佛教僧团对士大夫公开的质问和发难颇为排斥,但是与士大夫的论辩、切磋,无疑使佛教高僧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

    以上通过对唐代佛教史籍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可以了解,隋唐时期儒释之间的交游,士大夫与僧众分别为了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他们或是为了显扬名声;或是为了追求学问;或是为了实践宗教信仰,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儒释交往其最终结果均实现了弘法护教的目的。如果说以高僧和普通僧众组成的僧团是佛教的核心力量,那么山士大夫和一般的士子、文人组成的外围信仰者却是佛教赖以存在的支柱,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影响传播和支持佛教,对佛教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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