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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著佛教史与诸家之比较

2020-02-14 14:11:16 点击数:

    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佛教逐渐被视作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基本组成部分。胡适主要因为对佛教只能做些细节方面的考证,寻不见研究门径,所以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而下卷最终没能写成。此后凡中国哲学史著作均述及佛教,而且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段所占比重最大,也是最难梳理的难关。不厘清佛教思想史,就无法写出完整的哲学史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历史难题最终被汤用彤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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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佛教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学者中,冯友兰、梁漱溟和熊十力主要进行思想研究,而《中国哲学史》两大弱点之一。他晚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视角提出,佛学各派的主题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以此为线索来说明中国佛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格义、教门、宗门。这依然没能超出汤用彤以佛教和本土文化融合进程为线索来划分中国佛教史三期的格局。冯友兰研究佛学多有新见,可是因其著作体例及佛学认识水平所限,内容稍显简略。汤用彤与梁漱溟、熊十力虽都是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家,但他们治学路数却根本不同。汤用彤在顺天学堂读书时期(1908-1911),就常与同窗梁漱溟一起研读佛典。梁漱溟虽精通佛学,但他主要将之用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建构和宗教信仰上的身体力行,而没有写成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专著。熊十力早年与汤用彤一起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并在汤用彤劝导下写成《佛家名相通释》等名著,但他主要是从佛教中汲取养分,用于其新唯识论体系的创建,长于哲学思辨,而疏于史学考据。汤用彤终生致力于发掘佛教中有益世道人心的积极因素,但并不迷信奉教,而是客观地评论其得失。正像任继愈所说,汤用彤总是谨严而客观地把中国古代佛教这一社会现象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来探讨。

    汤用彤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的代表,素以学术功力扎实著称。胡适的佛教史研究全凭考据,虽具有开创性,但他反佛教的负面心态,使其研究结论也大都流于破坏性的层面。胡适虽曾同时盛赞汤用彤与陈寅烙研究佛教最有成绩,但却认为汤著佛教史在工具方法诸方面均较陈寅烙更有权威。陈寅烙留学时与汤用彤饮誉“哈佛三杰”,师出同门。兰曼( Lanman)虽然对他们都格外赞赏,但对汤用彤在印度语言学方面的评判优胜于陈寅烙。③陈寅烙与汤用彤的治学理念近似,最有望超越汤用彤。可惜陈寅烙在佛教研究领域没能持之以恒,虽具通才,却只留下些佛教史的零篇散论而未成系统。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虽以史学考据为主,但又兼顾“同情默应”的义理诊解。他恰在陈寅烙、胡适、冯友兰、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没能完成的地方做了深入探讨,即在综合考证、比较及思想诊释方法的基础上,厘清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

    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至今罕见其匹。台湾学者蓝吉富评判佛教史各家著作时,认为“六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内,欲觅一能与汤先生比肩之我国学者,恐尚难得其人”。吕微在佛典史料方面的功底,虽然并不亚于汤用彤,但他的佛教史论著大抵犹如钱穆所言属于“近代专家之学即就佛书为佛学”,与融通中西的汤著不能“同类并视”。而且吕微受到了其信奉唯识宗的家法局限,故其影响力不如汤著。究其根源,汤用彤在20世纪20年代己具备新人文主义的视角,并掌握了文化人类学等新理论。这种会通古今中外的先进理论与方法,时人难以企及,却使其研究的层次和境界得以提升,并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在汤用彤佛教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导的佛教研究,史学意识成为学界区别教界之佛教研究的标识。这一史学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相结合,构成新中国佛教研究的主体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是任继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佛教史》,该书较全面地继承并发展了汤用彤佛教史研究的体系。近30年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己经全面开花,在汤用彤研究不足的唐代之后到近代一千多年间的佛教史得到了深入,尤其在禅宗、净土宗等领域己经堪与国外的研究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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