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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

2020-02-14 14:07:48 点击数:

    汤用彤认为以朝代对佛教史进行分期,是特为方便之假设,学者不可胶执。这是因为“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柞之转移,贸然断定也”。汤用彤依此对佛教中国化变迁之迹进行梳理,将中国佛教史划为三个时期,并由此得出文化移植三阶段的理论。笔者认为,汤用彤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三期划分,正表明了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个阶段。这表现在不同阶段佛教的形式和内容的沿革上,体现出不同文化由冲突到融合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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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史的第一期是佛道阶段,即《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汉代之佛教”所论的内容。他辟“佛道”专章,从教义、实践和传播三方面详论佛、道之间的初步调和,以说明当一种文化进入新环境时必然会作出相应的改变。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适应中国国J情,作出必要的变通。佛教与中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过程,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初传必须适应汉代重道术的特点,以精灵起灭、安般禅法分别与谷神不死、吐纳之术相配合,所以出现佛老并祠的现象。时人因重方术而接受佛教,故而汤用彤称汉代佛教是“方仙道式”的佛教。由此观之,佛教中国化始自汉代对佛教的道教式解读,也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在当时表现为道教化。汉代佛教仅被视为道术且与道教相附会,说明两者关系不过是因表面形式的相似而调和,并未深入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层面。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初始的表现形态。
    中国佛教史的第二期是佛玄阶段。《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共十五章详述这一阶段佛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程。魏晋以后,佛道顺应玄学清流而转入佛玄阶段,中国文化面目为之一变。玄学化是这一阶段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通过玄学的桥梁,佛教得以在思想上逐步深入中土,站稳脚跟,并由此在南北朝后步入独立自主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佛教与儒、道的本质差异日渐显现,社会上将之看作严重事件,因此出现本末之争、形神之辩、夷夏之争,以及北魏武帝、北周武帝的毁法等理论和武力方面的冲突。汤用彤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概括了佛教与玄学之间的趋合关系,在整体上把握佛学思想发展。他注重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把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等高僧也列入玄学阵营,认为他们既是在讲印度佛教,也是接着本土玄学来讲的。结合外来佛教思想的演变来阐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是汤用彤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思路。综观汤著可知,他在努力发掘中国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印度佛教虽对中国思想起着重大作用,但只是一助因,并不能改变本土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中国佛教史的第三期是以隋唐宗派佛教为巅峰的独立发展阶段,《隋唐佛教史稿》专门论之。这一阶段,印度佛教己被彻底同化为中国佛教,而融入本土文化中了。外来佛教比本土文化更容易发生变异,这是为适应新环境而被迫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张怪先生用“入乡随俗,移花接木”来谈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可谓简明形象地表达出汤用彤总结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文化移植的特点。佛教在移植中只有改造得更加本土化,才能使人消除接受心理的障碍,并因此得以在隋唐落地生根而大兴。汤用彤着重分析了隋唐佛教之所以能进入鼎盛期而具备的四种特性:统一性、系统性、独立性、国际性。隋唐佛教相互联系着的这四种特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时期佛教的主要标志。
    隋唐佛教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原因正像汤用彤所说:隋唐以后“外援既失,内部就衰,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己”。他把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就外因而言,一是历代帝王对佛法的态度,二是佛学东渐的交通道阻,三是本土文化特别是理学的排斥,四是国家的治乱。宋朝以后佛徒素质不高则构成导致佛教日趋式微的内部原因。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为理论思维,二为解决生死问题,三为诗文因缘。而到末路,它只在文学艺术方面尚可作为素材。③在汤用彤看来,理清中国佛教史的关键在汉唐时期,而此后佛教精神多失,自无详论之必要。他对唐代以后佛教的梳理较为简略,既有健康原因,亦是其文化融合理论使然。
    上述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三期划分法既合乎佛教各派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合乎中外文化交融的一般规律,所以广为学界所接受。汤著佛教史既从纵向视角对佛教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作前后比较,梳理出中国佛教史的脉络;又从横向视角梳理佛教与儒道的碰撞与融合,解决了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难题。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移植过程中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汤用彤在佛儒道三教融合产生宋明理学的研究中,摆脱今古文经学纷争,着从文化层面解析历史之先鞭,揭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性。他在这些学科开疆辟域,创造出新型研究范式,超越中外传统史学,体现着国际文化史学研究潮流,而为世所重。以上都是随后同类论著,往往在汤著架构体系上进行损益,而极难在全局上彻底突破的根本所在。
    研究中国佛教史,必然会遇到“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与国外早期流行的“佛教征服中国”说相比,汤用彤的研究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征服”,反而彻底同化了外来之教,这显然更为切合历史真相。因此,汤著成为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此类问题的起点。荷兰汉学家许里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中屡屡称引汤用彤的著述,奉之为“价值至高之工具和指南”,并盛赞其“大师风范”。许里和在书名里虽还保留着“征服”二字,但己罕有居高临下的研究态度。其实,该书的基本内容如其副标题所示,诊释了佛教初来与中国文化相调适的早期历史,侧重于佛教如何被中国社会接受。美国学者陈观胜延续这种研究理路,著成《佛教的中国转型》,从伦理、政治、经济、文学与教育五个方面,探讨了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的适应与转变过程。凡此可见,汤用彤开创的佛教中国化研究,对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彰显体现中国风格气象的“中国路径”和“中国学派”多有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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