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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著的研究方法

2020-02-14 14:03:30 点击数:

    从汤著中均可见传统治学门径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巧妙结合,说明他的佛教史撰述具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汤著佛教史的研究方法是以考证、比较为根本,加之系统的历史诊释,因而可称为“考证比较诊释体”。在笔者看来,这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考证和比较方法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来观察分析,并在一个更宽广的境界中实现“视域融合”,进而整合形成的史论结合的诊释学方法。

    汤著体现了对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和创新,既有事实的考证,又有理论的剖析。张岱年认为汤用彤的这种考据学一大特点是“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结论不可动摇。这是史料考证的最高水平,令人叹服”。汤著现代学术意识和方法的科学性,使其考证方法在研究中虽应用最广,却无一般考据家支离琐碎的通弊。孙尚扬认为:汤著佛教史超胜乾嘉诸老处,既在于学术领域之拓展,亦在于所取材料之更加丰富及史识之更加宏通。不仅有对纸上遗文之辨证精释,亦有对地下实物的发掘整理和运用,更有对异族故书的译解和比照。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他对民族文化史的建构,故能“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乾嘉之学的主要缺点是以手段为目的,为考据而考据,陷入不切时务的繁琐章句。而汤用彤则把佛教史置于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史的大局中,以考据作为手段和基础,通过对新旧学术方法的综合创新,促进了中国传统佛教学术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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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采取的比较研究方法,任继愈最早予以揭示:“有意识地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开创者是汤先生。”从留学时汤用彤就己注意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比较各方作全面深入的精确把握,以免把比较变成牵强比附。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多维比较,涵括时空上的纵横比较,逻辑关系的因果比较;既有古今各家比较,条分缕析,又与中外比较,层层推进。汤用彤对佛教史的比较研究并不限于该学科本身,而是富于现代性的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故而他能够以佛教的比较史学研究为途径,将之上升到不同文化体系交流发展普遍规律的层次予以深化。就其深刻性而言,汤用彤的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本身也体现了现代学术探索的一种新范式,对于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

    汤用彤的历史诊释学有两个基本方法,即“以分见全、以全释分”和“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前一方法,就是汤用彤留学时所撰论文《当前哲学趋势》论及的“如何以部分来解释整体,或者以整体来解释部分”的问题。运用这种方法,使他善于在融会贯通某一学派乃至整体时代局势的前提下,来获得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确切理解,并透过断简残篇而洞悉作者的根本见解,乃至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后一方法虽与钱穆提出的“温情与敬意”相类,但是并非源于钱穆。这从汤用彤早期的未刊手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印度哲学》讲义首章中,专列“研究方法”一节说:“我们须妥善协调人类学学派从外部事实描述的方法和心理学派探究内在生活的这两种方法。我们必须置身古人地位,以再现他们的冲动和情感。”后来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进而深入总结了同情默应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彰显佛教自身的特质,也充分体认到佛教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术的意义。

    汤用彤所创“考证比较诊释体”的研究范式体现在他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是把史识放在第一位。他常说:“做学问,除了广泛占有资料外,还要有科学的识见。……没有史识,光是资料的汇集,不能算作史学著作。”⑥汤用彤的过人之处正是善于驾驭材料,在考证和比较的基础上,从习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观点,且颇富通识。实际上,这一方法并不局限于他的佛教史研究中,而且也是其玄学史、道教史、印度哲学史等各项研究的方法特色。他并不止于建立信史,而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学说演进中,探索关键的过渡环节,以说明文化转型的机制。汤用彤极重视考证,亦未忽视思想,真正做到了考证、比较和解释并重,使史料无堆砌之弊,比较无附会之嫌,解释无空疏之失。他研究问题皆先对史料的可靠性逐条详实考证,再联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综合比较,究其前因后果,进而予以恰如其分的诊释,以明义理或问题真相,使具体历史问题得到整体性呈现。他不愿单纯成为考据家,其佛教研究目的是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进程理清脉络,以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途径。

    良史必有才、学、识三长。史学、史识、史才,再加史德,汤用彤可谓四者兼备。他的佛教史研究资料丰赡,论断精审,对人物不轻加褒贬,处处让史实说话。其研究接续着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复以现代学术方法发扬光大。基于其新人文主义的理念,他由探寻普遍真理出发,综合全史以熔铸中、西、印三大文化领域,达到了专治一学所不能拥有的境界。要想学科知识结构创新,单一视域是不行的。视域融合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学科研究的宽度、高度和深度。这种明确的会通意识,既使他在东西文化的互证互释中彰显出共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其佛教史著述至今仍具有无法替代、难以超越的重要价值。汤著从方法到内容在注重考释具体历史细节基础上的体系化特点,对于纠正当前历史研究中“碎片化”的倾向,亦有颇多镜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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