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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与胡适佛学思想不同的原因

2020-02-14 13:50:26 点击数:

    汤、胡二人对佛学的研究,始终走的是两条路径,无论是其理论思想还是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试析这两位学者佛学思想不同的原因。

    1.对佛学认识不同

    胡适与汤用彤对佛教佛学的认识自始至终是南辕北辙的,胡适先生本身对佛教就没有好感,甚至是鄙夷轻蔑,即便在他开始禅宗史研究后,他对佛教的认识仍然没有任何改观。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研究禅宗的目的一是研究古代哲学的需要,更是要把中国中古时代文化中的糟粕拣出来,是“打鬼”、“除妖”的需要。胡适认为印度的佛教自进入中国,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慢慢的印度化,给中古时代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胡适曾说玄类从印度取经取得是“最下流的法宝”,还说“万法唯识,那百法,五百四十法,不过是变把戏而已”。另一方面,胡适对禅宗的研究不是由于他本人对禅法的理解与欣赏,也不是要从禅学中找到经世致用的理论,他对佛学的认识一直都只是停留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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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先生对佛学的认识基本上一直都是持肯定态度。汤先生研究佛教是受白璧德的影响,但是汤先生的佛学研究却又没有囿于白璧德的言传,白氏希望导佛法以律社会,而汤氏在此基础上,更多的是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调和”的过程。汤氏认为不要以今人之态度揣测古人,而要“稗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而且他认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恰好也补充了本土文化的不足。汤用彤是传统文化的支持者,在他这里,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体。此外,佛教高僧的人格思想与佛学中重德善的思想,也是用彤先生希望以此介绍给世人,与其所主张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是相合的。

    2.对佛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汤、胡二人都受到了传统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从一点一丝的史料作为研究佛教的依据,对佛教史上的人物、事件、各种佛学典籍的真伪做出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但是他们对待这些史料时,所使用的方法对截然不同了。胡适把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史学方法同样应用到了佛学研究当中,他对禅宗史的许多新的观点就是依靠这样的研究方法而得出。“大胆的假设”使胡适敢于质疑禅宗史料,他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为起点而开始了“小心的求证”。胡适先生在求证过程中多会掺杂一些自己的主观因素,所参考的一些资料也多会利用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鉴别。在胡适看来,他这是把佛学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的尝试,为佛学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途径。麻天祥先生说:“胡适对佛教完全世俗化,或者说口用化的阐释,既是近代佛学入世转向的进一步开掘,同样也彻底地揭示了非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

    汤用彤先生的佛学研究方法就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用彤先生说:“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用彤先生认为佛教存乎人心,不能只以史料中字面上的文字来理解佛教旨意,而且佛法也是哲学,言简意赅,古代圣哲佛法深弘,言约旨远,所以不能以今人之意来揣测古人之心。汤先生在“广搜精求”的基础上,同情体会,结论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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