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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的佛教文化价值论,胡适认为佛教是迷信糟粕

2020-02-14 13:43:54 点击数:

    中国近代的思想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希望以思想文化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派别,但是不论是国粹派、学衡派、西化派,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期盼落后的中国走向富强。汤、胡二人也不例外,但是对于佛教,所不同的是汤用彤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类心理的向往,由人生价值之体现带动社会的发展;胡适更多的则是以科学实证的方法看待文化,好的留下,坏的去除,把佛教全然看作一种现象,把佛法看作一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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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彤先生就认为佛法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所以既要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它,更要以宗教的视角审视它。宗教是由人的内心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是由安全、生存、发展等几个方面构成的,所以宗教之产生根源于人类心理最深层的需要,用彤先生说:“各种价值往往以宗教为中心而成一系统。人生最后价值最后之保障,亦常称在乎此。”可以看出,汤用彤以宗教为人生价值最后的保障,也是人类价值升华的基础,“宗教不仅是人类各种努力之动机,亦是人类希望之最后归宿”fzl。这是汤用彤对所有宗教的总体认识,当然佛教也不会例外。这种观点并不是出自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口中,而是来自一位具有深厚人文价值关怀的学者,这的确可以发人深思。

    既然佛教是应人类心理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在汤氏看来,它必定可以解决现实中人类的某种问题,佛教因此就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为人类服务。汤用彤当然反对过去那种盲目地信仰,迷信的追随,他所谓的某种服务是哲学思考上的服务,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终极目标的思考,佛教就是一个帮助人类超脱现世,寻求解脱,完成人生价值的宗教派别。由此观之,汤用彤的佛学思想中,体现了对佛教社会价值的思考,他不是持着对佛教进行褒贬的态度,而是一种宏通平正的历史眼光,以人类思想、人格优劣为标准,细致考量佛教以及佛学文化带给整个人类和人类思想文化的功用。

    胡适先生研究佛教更加带有实用性,笔者认为在胡适先生的思想里,好像所有事物都是一种工具,麻天祥老师在《汤用彤评传》中提到胡适时,也认为胡适先生更多地强调文化的功利性,即工具合理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价值合理性,这种文化观与汤用彤截然相反,当然这种看待佛教的视角,恰恰是胡适自成一家的佛学研究成果的基础,同时胡适先生也为佛学研究提供了另一条途径。

    胡适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无神论者,从信服范缤的《神灭论》到膜拜杜威、赫青黎的“实验主义”,胡适自始至终都与“神”划清界限,所以用科学眼光看待佛教的结果就是:信仰需要证据,信仰应该在有证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在没有证据能证明“神”的存在时,信仰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就不能存在信仰。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需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需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当以这样的实证方法研究佛教时,就更加剧了胡适对佛教的排斥。胡适曾多次撰文抨击佛教的迷信与虚伪,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百害而无一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灾难,他说:“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不幸也!”

    胡适先生利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就是要揭露佛教的虚伪性,帮助人们脱离佛教的迷信。佛教中违背人性的教规,消极落后、不思进取的人生观以及禅宗历史的捏造,都是胡适排斥佛教的原因,这当然有他主观臆断的成分存在,但这是胡适力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开启民智,带动中国式启蒙运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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