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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禅宗的原因

2020-02-14 13:23:14 点击数:

   胡适与禅宗的最早接触是与他的白话文研究相关联的,他早期的有关禅宗的文章是《禅宗的白话散文》与《佛教的翻译文学》,这些文章都是为他的白话文的研究创作而写的,还不能证明他对禅宗历史的兴趣。而真正能够引起他对禅宗兴趣的原因就是他在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时对禅宗历史资料的怀疑。佛教理论尤其是禅宗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禅宗的研究就成了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胡适研究禅宗历史的初期就注意到了佛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各期的思想文化就更加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佛教文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的中胡适这样写到:

    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至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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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之后又说到: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印度哲学在中国已到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

    因此,在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胡适着重地开始研究禅宗史。1926年,胡适去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会议,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检阅敦煌史料,无意中发现了数量很多的禅宗史料,尤其是神会和尚语录以及《显宗记》的发现使胡适兴奋异常。回国途径口本东京时,从口本学者矢吹庆辉那里看到了敦煌写本《坛经》。正是由于胡适得到了许多国内不存的真实禅宗史料,胡适的禅宗研究才有了其他人不可比拟的真实度和可信度。

    胡适曾指出当时研究禅宗的三个缺点,第一是研究禅学的人,不管是信仰禅宗还是信仰整个佛教,基本是用一种新的宗教的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第二是缺乏历史的眼光。第三就是研究禅宗材料的欠缺。因此胡适说自己研究禅宗是本着宗发展的过程、“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的精神,对禅宗旨、法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考,其实就是研究印度禅是如何转化为中国禅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胡适的禅周昌龙在说到胡适的禅学研究时指出:“在整个禅学史探讨的努力中,胡适所最关心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本土思想复兴的问题,即禅学逐步中国化自然化。”

    胡适研究禅宗,非常注重禅宗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风俗、伦理、礼仪各个方面的影响。在他看来,禅宗文化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影响作用恰好能够折射出中国文化对禅宗的包容态度,这也是印度禅最终变为中国禅的社会原因。

    胡适研究佛教、禅宗也是他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胡适、傅斯年等人面对“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提出“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去整理国故。胡适本人对整理国故的方法提出了三点看法:

    (1>用历史的眼光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过去所有的文化历史。

    (2>有系统的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3)用比较的研究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对于研究国故的方法,胡适提出了四点意见:

    (1)历史的观念,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

    (2)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

    (3)系统的研究。无论研究任何书籍,都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而且应该从历史方面入手。

    (4)整理。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使从前少数人懂的,现在变为人人能理解的。

    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还指出了研究国学的三个方向:

    (1)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2)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3)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研究禅宗,目的不是对禅法的宣扬与解析,而是要真实地还原禅宗历史。他用“打鬼”和“捉妖”来比作整理国故的目的,所以胡适研究禅宗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鬼”、“捉妖”的过程。他主张“用缤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标准原则,“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出来。据款结案,就是打鬼。打出原形,就是捉妖。   

    综上所述,胡适研究佛教以及禅宗的动机不是他对宗教的信仰热情或是特殊好感,而是出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而且禅宗历史上的伪史较多,真实的禅宗史不能得其全貌,有重新梳理的需要,所以胡适本着科学主义的原则,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来研究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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