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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的合理性

2020-02-14 13:20:27 点击数:

    胡适虽然如此激烈的否定排斥佛教,但是不能不说他同样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胡适一生信仰自由,是争取自由主义的斗士,所以,虽然反对佛教,却支持信仰自由,不反对宗教信仰,而且他厌恶排斥的是佛教中的迷信因素,反对的是蛊惑民众,阻碍启发民智的思想,但对于佛教中的哲学理论或是有益的成分,胡适是愿意接纳的。

    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胡适自称“多神信徒”,他说:“我的神完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薄荐,使人寝处其上,嫂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从这段自述中,我们看出胡适虽然反对佛教的迷信,但对于佛教中积极正确的人生观,胡适还是有所取的。胡适先生曾经改写过《西游记》中的最后一难,唐僧取经归来之口,把取经途中的所有鬼怪召来,把自己身上的肉切下来给他们吃,鬼怪们得以超生,唐僧也最终功德圆满,修成正果。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最符合佛教精神。所以,胡适曾说自己并不怨恨骂他的人,有时别人骂的过火损了自己的人格,胡适反而替他们不安,如果骂了他对别人有益,他还情愿挨骂。这是胡适人格的真实写照,是他接受了佛教文化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并加以改变来建构起他自己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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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非常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佛教,因为佛教除去作为宗教吸引民众的迷信手段外,它更是一个具有高深佛学理论与名相分析的高级宗教,所以胡适经常从哲学意义的角度阐述他的佛教思想。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中这样定义哲学,“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之后他为哲学分门别类,“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则属于宗教哲学范畴内。胡适这样分类,是想变神格的佛教而为哲学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回归现代文明。将神格信仰改为人格信仰,将对佛祖菩萨的礼拜迷信改为科学理智的认知,将佛教逐渐道德化、伦理化、理性化,最终成为解决人的问题的思维方法和道德的规范,使佛教能够成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和谐的新宗教形式。虽然胡适以哲学文化认知佛教有将佛教脱离一种宗教信仰的嫌疑,但是此举更能延续佛教哲学的内涵。《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中,胡适以宗教哲学为基础,描绘了世界哲学的概况,并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位置。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哲学,由于有印度佛教的加入,产生了中国的中古哲学,而且在唐之后,佛教直接影响到了儒家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学,都受到了佛教学说的影响,遂成就了中国近世的哲学。

    胡适的佛教研究,是站在一个非信仰者的立场上,按照科学的方法,对佛教文化或是禅宗史进行研究。胡适的这种做法,就把佛教所具有的神秘性、神学性去除出了研究中,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他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
    然而,人文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与人,是研究者的另一种历史性存在,它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就是自然科学研究强调不带价值取向,而人文研究既不可能脱离价值取向,更需要合理的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在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学强大的冲击下,科学实证主义成为各位学者的重要研究手段,是中国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方式,所以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优劣立场,因此科学的人文学术研究就需要合理的文化价值观。胡适对佛教的研究,虽然超脱了对佛教信仰的羁绊,却终究没有脱离他的全盘西化的文化观的案臼。即使胡适的思想或者文字中有时会显现一些佛教文化的影子,但最终他对以佛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持否定鄙夷的态度,无形中又使胡适所谓的科学主义的研究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虽然胡适对佛教的认识略显浅薄,文化观稍显偏执,但是,胡适仍然不愧是开人文学术科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学人,他的佛教思想仍是后辈们无法绕开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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