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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玄之比较

2020-02-14 13:13:28 点击数:

    中国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汤用彤认为在牟子作《理惑论》之后不久,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玄学清谈成为了文化主流,而三国时期则玄学滥筋之年代。老庄玄学与佛教玄学相辅相成,流行于世。到三国时,汉代道家的长生久视之术,如祠祀、丹药、辟谷、吐纳,已为士大夫所不屑,但是道家的重视养生是旨在顺应自然,而老庄玄学的根本要义就是顺应自然。汤氏举例说:“玄者,自然之始祖;玄道者,得之则永存,失之则夭折……至若《老》《庄》清谈,主态情任性,忽忘形骸,超然于尘埃之表,不为礼法所拘束,其旨亦在道本无为。”老庄玄学对人生自然的关注和思考,无疑是迎合了三国时期人们希望和平,结束乱世纷争的心理。而此时,由于佛经之翻译开始增多,乃脱离了神仙方技,开始高谈清静无为之玄理。佛教遂由初期被人们误以为是道术其一演变为崇尚自然无为,高谈形而上哲学的佛玄式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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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末佛教重镇北有洛阳,南有建业,而正逢天下大乱,佛法渐趋南传,汤用彤指出佛法南传而变为两大系统,一为支i的大乘学,二为安世高的禅学,偏小乘。两大系统虽有关联,但在学说的师承传授上分歧很大,汤氏以此而阐述了他的佛玄思想。
    支谦师承支i,僧会注世高之经。支谦擅长文辞,内外备通,亦常采《老》、《庄》之言,以明佛理。僧会之文亦颇袭《老》、《庄》之典故。然而,汤先生认为支i,支谦之学主神与道合,主张明本,重视智慧,探究人生本真,使人归于真实之自我;世高、僧会之学主养生成神,主张养神,重视禅法,认识到心神昏乱的缘由,而加以修养。前者附和玄风玄理,与玄学合流;后者上接汉代佛教,与道教相似。
    安世高的学说以禅数最重,禅的作用在于探悉人之本原,“数之要者,其一为五蕴”。守意之说属道家养生之法,安般犹如佛教之吐纳,康僧会认为行安般守意禅法是为了养生长寿。“道家养气,可以不死而仙。佛家行安般,亦可以成神”[2],汤氏说,佛教禅定首在致解脱入涅架,次在成神仙,僧会撇涅架而重神通实则表现了其仍旧沿袭了汉朝佛教神明住寿,精灵不灭的观点。
    支谦之学则不同,重视人生之本真、智慧。禅法力求息意去欲,智慧则能证体达本。汤用彤指出支谦“常用之名辞与重要之观念,曰佛、曰法身、曰涅架、曰真如、曰空。此与《老》、《庄》玄学所有之名辞,如道,如虚无者,均指本体,因而互相牵引符合”。“本无”一词在魏晋佛玄理论中十分重要,本无就是“真如”的古时译法。汤氏认为,真如指体,与《老子》的道相同。真如性空,道亦虚无,十分的契合,而且支谦也经常有佛亦本无的言论。
    由此可见,佛教教理借老庄玄谈而扶摇而上,汉末以后,佛玄渐盛,禅法衰落,氏认为这是康僧会之学势微,而支谦之学势盛,也是“旧佛道之将坠,而两晋新佛玄之将兴”。所以,汤先生指出支谦是佛教玄学化的开端,佛教在中国玄学化正是始于此时。
    之后汤先生又从佛玄两种思想的载体一一名僧和名士的互相结合上,阐述了佛法在魏晋时期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先生认为《高僧传》中提到孙权让支谦和韦昭共同辅佐东宫,就是名僧和名士结合的滥筋。他写道:“其后《般若》大行于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与清谈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风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名人释子共入一流。世风之变,可知矣。”名僧与名士的趋合,在汤用彤看来,一是因为佛法性空与老庄玄理相符,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现状造成名士的避世之风与佛法追求精神上超越的契合。但是汤氏也指出,当时人士侧重清谈,而佛理精微,一般人未能有深刻的见解,所以同时我们也能看出,东晋佛道两派并没有大的分歧抵触,实在是因为名士喜玄学,好清谈,认为佛法玄妙,而僧人又经常能够领袖群伦。
    通过比较研究,汤用彤阐述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玄学相互依附借鉴的历史进程,并在此论述中,鲜明的表达了自己对于佛道、佛玄两种思想对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予以肯定的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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