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热线

海湾新闻

网站热门关键字

殡葬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奉贤公墓 » 海湾寝园 » 海湾新闻 » 殡葬文化

    细分汤用彤综合诊释的探究方法,可将其分为两方面,即“以分见全、以全释分”的方法。通过这两个方面,他既可以通过立足于整体的宗教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演进来解决具体问题,又能够通过一些细微之处来发现整个思想学说甚至社会思想在社会上的整体发展趋势。诊释法被汤用彤重点用在对事物完整发展的探索,同时还有事物影响、例外事物的特殊性规范。无论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还是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在每章之首或尾,间或在行文中,汤用彤都有一段言简意赅的精采论断。它或者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或总结,或者是对前景的企盼和展望。这种建立在完备史料考证基础上的综论,不仅为同时期学者心悦诚服,而且至今也未能有人有总体突破的新的见解。

                    海湾寝园,奉贤公墓,上海公墓,上海墓地,

                     

    诸如在“以全释分”上,我们可以通过他对魏晋时期佛法兴盛原因之分析上看出:汤用彤在探讨魏晋佛法发展的原因时,将其综合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佛教入华以来,其精灵报应之说,傍方术之势深入民间。汉末乱世,又遭五胡之祸,求福田饶益,更为平民之风尚,表明“在民间煽惑力已甚强”。因乱世祸福无定,人民常存侥幸之心,占卜之术易于动听,僧人既悯念苍生,又戒当权者凶杀,“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晋胡,略皆奉佛”。佛教因其符合社会心理而弥散开来。其二,西晋天下骚动,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三国旷达之习,约名析理,祖尚浮虚,佯狂遁世,与释氏智慧、空门旨趣相合,沙门更以正始遗风,推波助澜,“几执名士界之牛耳”。加之达官贵人,浮沉乱世,“或结名士以自炫,或礼佛陀以自慰,则古今尤同”,名士、达官、贵胃趋之若鹜,“此则佛法之兴得助于魏晋之清谈’,,佛法因与社会风俗的相合而得以长足发展。其三,汉魏之时,氏羌杂居关中,继而五胡之乱,中原异族错居,“佛教本来自外域,信仰归依,应早己被中国内地之戎狄”,加之西晋倾覆,胡人统治,佛教便借助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益以风行”。指出因民族的融合而导致文化交融。其四,佛教自汉传入以来,禅法、般若及大乘经典之翻译分途并进,至道安集上述三者而加推进,发明教理,厘定佛规,保存经典,培养讲译人才,开启后来,为佛教兴盛奠定了基础②。这里强调了少数贤哲对佛教文化兴盛的决定作用。上述四个方面,主要论述了文化自身的素质与文化环境认同对于历史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换句话说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通过这种对文化大环境的分析,汤用彤找到了这一时期佛法兴盛的缘由。毫无疑问,这种分析和论断,对于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身规律,其洞见正确性和普遍性远在其它方法之上。

    另一方面,在探讨与之相似的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因素时他却用了“以分释全”的方法。在这撰述这一部分时,汤用彤认为高僧大德之所以艰苦努力、创造发挥佛教的根本动力即所谓“佛教之真精神”,而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作为影响佛教发展的外部环境,从内外两个分部面来揭示佛教的消长兴衰。进而汤用彤得出了佛教的发展“受之于时风”的结论。所谓“时风”,又称世风、风尚,也即社会思潮,是文化演变的思想基础,同时决定了思想的性质。佛教入华以后的传播和发展,由“佛道”至“佛玄”,再到南北二统,每次变化与性质,无不被当时的中华本土学术时风所影响。南朝佛教流行学说的转向,也与此有关。至于新学术之兴起,一“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能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时风之转变,其作用在于摧陷旧学,而新方法则关乎新学系统的建立。这显然是一种内外因结合的学术变迁的产物。
    总之,从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对中国佛教史进行诊释时,重点在于在对历史的“精考事实”的基础上“平情立言”,因此不仅在原因的分析、结果的判断和前途的展望时,赋以思想上的评价和理论上的概括,而且在具体的侄释中,汤用彤先生又注意到把握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来分析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的脉络,可算得上是于细微之处见真知。另一边,他又把中国佛教发展的具体问题置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之下,从而使得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更加具有说服力。通过这种方法,体现汤用彤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考与选择,不仅使得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科学可靠地依据,还能够更加清晰地让后人感受到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理解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所特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