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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十分深入,开创性的采用回本溯源,探索主线的方式,对我国乃至世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为了能够在研究中探索本源,他在校勘时几乎阅读了所有关于佛教史的文献和资料,无论是我国的历史记载,还是其他国家的研究资料;无论是正史碑铭还是野史小说;无论是法典还是诸子百家。据统计,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释教撰述》中引证的文献就有上千,这是他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他对引证的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可见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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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还探索了佛教内部各个学派、宗派的演变历程,以此来揭示中国佛教史的演变线索。对魏晋佛教学派之“宗”与隋唐佛教宗派之“宗”的分析,即是应用回溯本源方式。他指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十宗’,、“十三宗”之说,然皆出传闻,实非真相。他认为“宗”本含二义“一指宗旨之宗,即指学说或学派。,,’’二指教派,即指有创始人,有传授者,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之宗教团体。汤用彤运用分析比较法,得出魏晋南北朝所谓“六家七宗”、“成实宗”、“俱舍宗”、“地论宗”,虽称为宗,但其实际所指却与唐代诸宗派存在不同。魏晋南北朝之宗,“谓宗旨、宗义,因此,当一个新的佛教理论被提出并逐渐建立成为完整的体系时,‘宗’便产生。晋齐梁逐步发展的宗的分类实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派别。”当我们说到隋唐时期的宗,其实也是在说教派,“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完备的信仰群体”,在此基础上,又详细剖析了由南北朝经论讲习之“宗”向隋唐教派之“宗”转变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汤用彤将佛教内部同时代的各个学派、宗派,如汉末洛都佛教二大系统、六家七宗、佛教之南统与北统,法相宗、天台宗、摄论宗以及禅宗,名僧与高僧等进行了大量横向的对比。以支徽之学与安世高之学比较为例,汤用彤指出“汉末洛都佛教,有二大系统,至三国时传播于南方。一为安世高之禅学,偏于小乘……二为支截之《般若》,乃大乘学……二者虽互相有关涉,但其系统在学说及传授上固甚分明也”。支谦传支徽之学,康僧会注安世高之经。二人均在魏初,并生中土,俱受华化,同住建业。然而他们的思想显然不尽相同。汤用彤着重比较了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异。他指出支谦之学主神与道合,主明本,重智慧。康僧会之说主养生成神,主养神,重禅法。前者“颇附合于老子五千言之玄理”,与当时玄风同流,乃大乘般若之学。后者“虽亦探及人生原始,但重守意养气,思得神通,仍上承汉代之道术”,具有小乘的特点。换言之,支谦之学重学问,趋向于人生本真之探讨。康僧会撷取道家重得神通的一面,仍受道家成仙思想的影响,实为保性命之真的养生成神之理。据此,汤用彤分析说,“是亦见汉代以来,旧佛道之将坠,而两晋新佛玄之将兴”,“两晋以还所流行之佛学,则上接二支。明乎此,则中国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细细斟酌会得出,支谦确立了玄学化的走向,进而实现了我国佛教历史文化的进步。通过这样的回溯,汤用彤不仅揭示了汉魏到隋唐的中国佛教发展脉络,还研究出了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

    除此以外,在研究某些具体问题上,汤用彤也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了深入的音d析。例如,学界在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上向来存在着争议。而汤用彤在详考太宗一生与佛教之关系时,得出了其“实不以信佛著称”的结论。原因其一:唐太宗推崇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平天下。其二:自以其出道家之祖老子之后,故先道后佛。他指出太宗表面虽敬佛,实皆出于政治目的,只是到了晚年,“因遭遇奖师,或较前信佛”。这一结论显然较符合历史实际。
    不仅如此,汤用彤还利用这种方法,对中国佛教史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考证,以此来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在对日本关于中国佛教宗派旧说批判问题上,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崇日逐渐成为潮流,在华宗派十宗或十三宗的谣传也顺势被日本引入。于此同时,梁启超、杨文会等人也通过报刊撰文、或者创作专著来述说国内佛教的十宗、十三宗③这一行为加深了日本人的误传。随后,黄忏华《佛教各宗大义》及弘一法师等人著述,皆承袭十宗或十三宗之说。那些早期研究中国佛教宗派的日本学者,依然没能打破其宗派佛教研究原有框架。如1947年由山崎宏创办发行的文刊《支那中世佛教的展开》,在将隋唐佛教分为北支那干线、中支那干线、北中支那连络线、四川地方群、广东地方群等八区的框架下对宗派问题略作分析。真野正顺1964年出版的《宗观念于佛教之成立》则自判教、经宗和众三个角度探讨“宗”的观念,其结论是“宗”观念作为“宗”的特别立场在中国是没有的,直到传入日本方才成立。汤用彤早就非常留心中国佛教宗派问题,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质疑十宗、十三宗的传说。他为了纠正人们对于宗派的错误观点,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大藏经的历史文献,并通过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回顾两国宗教互动历史,创作出了真正分析中国宗派发展的作品:《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他的作品说明了有关日本对中国过去的“十宗”、“十三宗”的讲说只是民间故事,不是事实。文章中他将“宗”与“学派”作对比,指出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相对于后者,前者具有以下两个内涵:首先是具有总之,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中的“Sect”类同;其次是要组成教派,也就是说“宗”要是结构完整的群体。“宗”的内涵在隋唐时期发生改变,由原先隶属佛学史的学派转变为隶属佛教史的学派、教派。在历史中两者也是难以分割。当我们从传经解经的角度看,宗的数目皆不属于上述提及内容,也就是说“宗”的学派与教派的含义不能混谈。消除了当时存在已久的从日本引进的错误误导,还原事实,恰逢印度佛教被中国引入,使得国内佛教由学派到教派的发展并趋向完善,正是汤用彤呕心沥血意义之所在。汤用彤的理论学说真正贴近中国佛教内涵,因此在纠正错误理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改正了日本山崎宏等流派研究宗教的错误方法,也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开创了回溯本源,探索主线的研究方法,对后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分析与解读首要目的显然是要明确过去的事件的真实过程,但藉由对史实的考究来探明其历史背后的中心轴线,进而以变化的角度探索出一些对现世有益的发展规律十分具有历史意义。而这就是汤用彤采用的探索主线的研究方法。
    回首汤用彤的如此成就,再回顾他的一生,真正的印证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学生时代,汤用彤就在学业方面非常刻苦,而后进入宗教研究工作依旧保持这种细致刻苦的精神状态。汤用彤还熟练地掌握多国语言,进而如行云流水般的查阅自己感兴趣的中外史料,同时广泛涉猎,在艺术、社科、自然科学方面均广泛阅读。除了读之外,汤用彤还热衷于摘录他感兴趣的文章,并予以编辑分类。这样的良好阅读习惯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其日后在佛学研究上的进程,成为了里程碑式的研究大师。任继愈曾这样评价汤用彤:“这一生有不少研究佛教的人与我谋过面,这些人平生经历自然相异,因而做学问的方式方法也相异。但他们却或多或少都和他有所类似。这正说明了他的那种影响深远的个人精神透露在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