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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佛教典籍的梳理与整理

2020-02-14 11:48:24 点击数:

    研究历史的关键环节是考订史料,若此环节出现差错,则会导致整个研究失败。汤用彤一生严谨治学,不盲目跟风。虽然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有着极为深厚的见解,但是他仍然坚持以文献整理考订为自己毕生的工作,为历史研究做出很大贡献。他时常教导学生:“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  (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形成第一等的研究成果。倘若天资仅为第二等却想要完成第一等的工作(构建体系),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他时常自谦“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究其一生在对史料的整理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在前文就曾叙述过汤用彤先生整理过“中国佛教史料”和“中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其中对《高僧传》校注和整理最具代表性。故而在这里以他对《高僧传》校注的角度来研究他对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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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间有许多学者编写了多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高僧传”,学术界将这些高僧传称之为我国佛教的“正史”,其中最具代表性“高僧传”包括梁代慧皎《高僧传》、唐初道宜《续高僧传》、宋初赞宁《宋高僧传》、《高僧传》,其不仅是描写人物,也记录史实。宋朝时期,天台宗的编年史与禅宗的灯录取代僧传成为主要的佛教史料。在我国文学史家朱东润的著作《八代传叙文学论述》中,明确表示《高僧传》与一般史学存在明显差别,它是一种传叙文学,其写作对象为僧人。他指出:“记”的内容是“陈述事情原委”,“传”的内容是“陈述某个人物的成长历程”,传与记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二者区分开来。

    汤用彤花费了大量精力,在众多史料中筛选了与《高僧传》相关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和归纳,以此为基础完成了《高僧传》的校注工作。据了解,汤用彤在收集资料时以“宁滥勿缺,有闻必录”为原则,基本查阅了所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汤用彤将《大正藏》作为底本从中选出宋、元、明三本进行校勘,查找所有的版本,将其与《金藏》、《债砂藏》以及《弘教藏》等进行比较;同时还广泛阅读有关的碑铭、地志甚至野史,参考《弘明集》、《开元录》以及《名僧传钞》等佛典中的记载,对这些内容进行辩证分析和审核。汤用彤在校理《高僧传》的工作主要分为两步,一是搜集所有涉及《高僧传》的文献和史料,秉持“宁滥勿缺,有闻必录”的原则进行校勘,不仅查阅《法苑珠林》、《开元录》以及《出三藏记集》等佛典,还参考敦煌文献、道藏以及地志中的记载,对其内容进行比较,经考察判断确有事实才记录在册;二是秉持  “宁缺勿滥,去芜存精”的原则进行筛选与整理,选择有价值的内容完成定稿,以保证校勘工作的准确性。由此可见,汤用彤严谨态度治学态度。除此以外,汤用彤在进行校勘时,还曾就‘重命名’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校印古籍,对原名似不宜更动”,但很多人对《高僧传》的称呼不同,如在引用时记载的名称有“高僧传初集”以及“梁高僧传”等等,比较混乱。汤用彤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可以在所引用记载的扉页或者内封面上标注一个简称,将简称置于原书名之后。相关资料的记载中显示,汤用彤曾将其命名为《校点高僧传初集》,其简称为《僧传初集》,表示在校印续传时希望继续按照这个名称依次命名,以至“四集”(即距今最近的《明高僧传))),如果还有人编辑僧传,可以延续这个名称,比如“五集”。在《续高僧传》的相关史料中表明,汤用彤原本计划在完成慧皎《高僧传》的校勘之后,继续对道宣的《续高僧传》的校勘,但因为他在校完慧皎《高僧传》后不久就由于心脏病发而住院,所以该计划并没有落实。

    在这些工作之外,汤用彤为保证僧传的各个版本的一致性,曾专门复函中华书局,对《宋高僧传》的出版给出参考意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由于整理古籍时参考的资料比较多,在引证时应该格外注意,对于相似的内容应该进行说明,还需要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和核对。(2)“僧”字指的不是个人,其本意指“众”,所以应该简称为“僧传”。(3)原著中没有音释的内容,而且也与现代读者的需求不符,可以删去。(4)在出版时可以附录作者传,也可以对书中的内容做出说明或分析,并随附相关的材料。(5)注意书名号以及其他标点符号的编排,文章的分段也应该注意。(6)应在目录页中加入相应的页码,以便读者查阅。希望能够继承许地山先生的志愿,继续完成《佛教史传引得》的校勘。(7)建议用竖行排版以便批注,由于僧传的文字有其自己的特点,所以最好不要使用简化字②。汤用彤的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僧传,对于其他古籍的出版和整理也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提出对僧传编纂体例的要求之外,汤用彤还指出在注解史传时应特别注意材料的引用以及注释方法的选择,对于引用材料的详略做出了具体说明:  “略则尽可将相关之记载择要列出,而只记其卷数,以备学者之自行参定。”“如欲求详,则可择录相关记载之文,或并加以考订”①。汤用彤认为,在注解时不仅要将内容写清楚,还要尽可能的简洁。例如他曾指出,在《高僧传》开篇中关于“摄摩腾传”的记载,应在注解中列上王瑛《冥样记》、范哗《后汉书》、《理惑论》、袁宏《后汉纪》以及《化胡经》等卷目。,’((伽蓝记》和《水经注》等著作中关于“摄摩腾传”的记载比较少,因此可以简略一些”。在以秉承以上观点的基础之上,汤用彤在校勘时还发现了其他学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汤用彤曾在1937年发表了《评日译<梁高僧传)》,指出常盘大定于1936年译注出版的

  《高僧传》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史实失察,引用材料不当等。他发现,常盘大定在译注时仅仅对《佛祖历代通载》和((四十二章经序》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译注。针对这个问题,汤用彤指出:“《通载》所言系节取《法本内传》之文,注释内应提《内传》,律读者知其说之所出。或径引《内传》而不言《通载》,以免枝蔓。又《高僧传》所载永平求法事迹,与王瑛《冥祥记》所载最相同,而与((佑录》二、袁、范诸记颇有不同。今此注仅录《经序》,而于他书概不列出,既不能显求法传说纷歧,又不能示《梁传》所载最早见于何书(依大体言,传所记出于《冥祥记》者多,而根源《经序》者少)。因此他评价常盘大定译注的《梁高僧传》虽“颇具此意,然其疏略实甚可惊”,甚至写道“吾人不必翻毕全书而知其无当于用也”,“日本人士为发扬国光,开始翻译中文一切经,进行极速。举众多人才与物力以赴之,务克期而成书。而于常盘氏之译注则在广告中特为宣扬,然其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是诚欲速不达,世之著述者宜可以鉴矣。”由此可见,汤用彤对引注的要求甚为严格。
    从汤用彤《高僧传》的整理和校订过程中以及对外国学者的评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汤用彤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师,对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整理上有着极为严格细致的态度。他在校订中国佛教史的资料中,不仅注意到了传统佛教史料的梳理,更为难得的是他还为日后的编订做了系统的规划。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佛教史资料的编订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搜集,更是为了整个中国佛教史的学科建设,是为了以后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们进行着通盘的考虑。于大局上,他是为整个中国佛教史资料的编订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于细节上,他更是能够不限于中国史家,而是将目光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通过国外史家编订资料的总结和评判,后人能够注意到在史料整理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汤用彤作为近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大师,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领域中,起到了扛鼎之功。对中国汉唐佛教史的研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家系统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他将整个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建立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时间为线索,以道教和玄学为比较对象,整理出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过程。他还通过对各个佛教宗派的分析和比较,总结出了佛教自身进化的内在理路。在此之外,他将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各个因素考虑在内,总结出了帝王和文人士大夫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进而进一步找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等因素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而在对中国佛教史资料的整理中,他在考虑到了整个中国佛教史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和对《高僧传》的整理中,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史料的整理提供了典范。因而,不得不说汤用彤作为一个史学家,不仅有着自己独有的研究成果,更是有着一个史家的情怀,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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