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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的研究

2020-02-14 11:45:13 点击数:

    汤用彤对隋唐佛教史的研究主要展现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中。由于汤用彤归国后负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且其本人对论著的要求又比较高,反复地斟酌损益,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的编纂中。故本书出版和编纂大多是后人根据其留下隋唐佛教史稿和一些与之相关的论文、札记、讲义编订而成,从编纂的思想和内容上来看仍然延续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风格。

    汤用彤对中国佛教史有三个阶段的划分,在经历了汉朝的佛道和魏晋南北朝的佛玄两个阶段的发展后,佛教在隋唐时期迎来了汤用彤提出的三个阶段中最后一个阶段,即佛教的顶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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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书中他首先详尽考察了隋唐佛教势力消长的历史过程,并指出其主要特点是它的自主性或独立性。而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创建了既不同于印度佛教,又不同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依附于中华原有文化黄老道学和玄学的崭新佛教诸宗派或称教派。隋唐佛教己自立门户,自成体系,克服了以往附庸位,创建了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多新宗派,如三论、法相、律宗、禅宗、净土、天台、华严以及三阶教等,俱开隋唐之大派别。然自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式微,而难再恢复。“及至唐末,唯识、俱舍虽有学者,相部、东塔虽相争执,然其极盛之时约均在开元年间。禅宗兴起,势力甚盛,然唐末大起分化,而五派并立。德宗至文宗时,湛然、澄观、宗密更兴天台、华严之教,然不久遭武宗之法难,即其经典亦埃灭少存。密宗自金刚智、不空二人弘法之后亦大张,至唐末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犹相继来学,然武宗以后,亦逐式微。盖会昌法难至为酷烈,且继以五代之乱世,及周世宗之毁法,因而唐代灿烂光辉之佛教,再不能恢复矣”。以上是汤用彤对隋唐佛教兴衰过程的经典总结。

    第二,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兴起与帝王的联络,也是其重要论述之一。汤用彤分析指出,隋场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统治者信仰不同的宗教流派,促使了佛教的兴盛。“隋场帝之尊智者大师,唐太宗、高宗之敬玄类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肃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兴起”。隋唐诸帝除武宗外,都有不同程度崇佛甚至俊佛的倾向。正如隋文帝少时得神尼智仙抚养,而言“我兴由佛法”一样,唐代开国得少林寺僧之助,立国之初就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因国家利益而引起的文化冲突中,他们欲对佛教加以限制,也有所顾忌而屡禁不止。高、中、睿、玄、代、宪、穆、敬、文,包括法难后的二帝,均信佛法,甚至屡屡饭万僧于禁中。尤其是宪宗迎佛骨,代宗、德宗设会供斋,动辄所费百万。帝王的大力扶持,正是隋唐佛教发展鼎盛的重要原因。

    反之,帝王排抑佛教,诸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毁法等,则均使佛教在一定时期、特定范围内受到限制和打击。他指出北朝帝后虽多奉法,然因僧侣的腐败,不能不加以限制。孝文帝虽尊崇佛法,但基于励精图治的需要,“故于整伤僧纪,极为注意”,即位后第二年,就“下诏沙门不得浮游民间”。但因提倡佛法的政策历代相沿,故屡禁不止。只有魏太武帝“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务”,因在长安寺搜得私藏兵器疑与叛乱者通谋,加上崔浩毁佛思想的煽动,于是下诏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至北周、北齐时佛道二教,徒侣半天下已成国计民生之毒,周武帝励精图治,最重儒术,“深知沙门病国,欲革其弊”又因佛道辩论中,僧人智炫“直言抵触武帝之短”,次日便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这次法难,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或以身殉法,或遁匿山林,佛门遭到沉重打击。因周武帝毁法,许多有名的僧人如昙迁、靖篙及智者大师等纷纷南下,“于是南北学术交流,文教沟通,开辟隋唐一统之局势,而中华佛教诸大宗派亦于是酿成焉”。而隋唐各代帝王多崇佛法,至唐中期,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了一半。但佛教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与皇权严重对峙的局面,引起朝廷的不安。到唐武宗时,由于他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及登帝位,召道士入禁中,信其所言。又雄谋勇断,决革积弊”,因而在会昌年间发生了“至为严酷”的毁法事件,佛教经历“最大之厄难”,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汤用彤引用日僧圆珍《入唐求法巡礼一记》等资料,详细叙述了这次法难的前后经过,认为“有会昌之法难,我国佛教其后遂衰”。因此,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势力的兴衰消长。

    在研究完佛教发展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后,汤用彤还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佛教发展和文人之间的关系。汤用彤指出,虽然在隋唐时期,虽然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佛教获得独立地位,但这一时期佛教与士人关系却有所疏远,这也是唐以后佛教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提出,除韩愈之外,士大夫“上表反佛者,唐朝实代有其人”,“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文词诗章为要事。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大变六朝习尚,其与僧人游者,盖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说明李唐佛教文化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同表现及士人对佛法所取的不同态度。换言之,由于士大夫及文人学士对佛法的兴致不同而形成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六朝士子尚清谈、趋遁世与佛家名理亲合,佛藉玄风而起唐代名臣雅士则分途而进,士大夫重文治、务实事,以五经取士,轻释家玄理之谈,形成一股反佛潮流文人雅士则以文章诗词相尚,与僧人多结文字之缘。至于玄理上的契合则不多见。隋唐佛法之盛过于六朝,但僧人与士人的结合则不如六朝之紧密。佛教精义限于寺庙之内,行之不远。这样,汤用彤就从士人与僧人关系的角度,展示了佛教在隋唐时期中国化的复杂历程。

    在研究完整个汉唐佛教史的发展历程之后,汤用彤指出我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按照如下方向进行的:(1)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2)本土文化和佛教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对梳理我国佛教思想发展变化过程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经纬万端中提纲挚领,可以精准地发现表面现象之间隐藏的宗教、文化相互作用作用的规律。汉魏两晋时期,是印度流传的佛教和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合的巅峰时期,汉朝的佛教是以方术为基础,而魏晋的佛教则是以玄学为中心。我国本土文化与佛教存在很大差异,南北朝时期是二者激烈碰撞的阶段。虽然南北朝时期的佛学承袭魏晋玄风,但二者在形神因果之辩、本末之争、黑白内外之争中不分伯仲。荀济、郭祖深、范缤极力反对佛教进入中原,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北朝期间教派之争更加激烈,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崔浩是北魏太武帝时期著名的反佛者,此阶段道教与佛教的竞争相当激烈,太武帝为了终结乱象毁灭佛法。北魏孝文帝时期,中华本土文化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儒学者反对佛教,提倡以文治国,推崇礼教,佛教、道教竞争愈演愈烈,周武帝励精图治,意图同时摧毁佛教与道教。综上表明,南北朝时期我国本土文化与佛教竞争激烈,隋唐时期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相互融合,形成中国化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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