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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重要贡献

2020-02-13 11:41:01 点击数:

    当代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发端于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人生化、人间化过程之中,而近代以来人间佛教的推展,则始倡于太虚大师,而由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净慧法师等进一步发展。

    太虚大师(1890一1947)早年从杨文会学佛,又受到革命学说的影响,立志以“佛化救国救天下”,面对当时佛教的种种衰败景象发起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运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却对近现代佛教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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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在倡导佛教革新、推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曾写下了许多文章并发表了大量的讲话,积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在人间发扬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关注现生问题,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设人间净土。太虚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作了这样的说明:“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这就是说,人间佛教必须革除旧佛教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远离社会现实的弊端,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生。太虚指出,“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佛教是有助于现实人生的。他甚至提出,“唯佛陀为真正现实主义者”,“释迎为解放印度四姓阶级而创立平等自由之社会者,……佛陀可于近代人类自由运动之基础上,为人类完成自由本性之导师,然非后代衰腐之佛徒也”。据此他提出,“若要佛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圣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这就是说,可以“发达人生”而不是远离人生或脱离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

    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太虚特别强调了建设人间净土。他认为,当下的人世间确实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离开这个恶浊之世而另求清净之世,相反,人们应该努力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致力于在人间创造净土。他强调,净土是要人创造的,把当下不完美的人间创造成净土是可能的。他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中曾说:“遍观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之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则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醒凝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

    从太虚大师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积极倡导的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为人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与世间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其实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乘佛教人世精神以及唐宋以后中国佛教人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太虚大师一方面为使佛教适应新时代新潮流而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大力倡导人间佛教,要求服务于社会,建设好国家,把中国佛教的人世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他曾说:“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我们不是披毛戴角的动物。……我们从生身起以至老死,每天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之具,从何而来?你如果肚皮饿了,有食物来充饥;冷了,有衣服来遮体;风雨袭来,有房屋给你住;你如果往何处去,有道路给你走。这些资生的赠与,都是仗人类互助的能力一一大众的力量而得到的。……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完全倚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他还号召大家要爱国,他说:“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一致奋起建设光荣的国家。”太虚认为,这是新时代对佛教的要求,佛教应该努力地去加以适应,他正是据此而提出了他的及将来的趋势”,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采,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太虚认为,如果能面向人生,服务社会,又能“进德修道”,依佛法修习,那么就达到“自他两利”、既做人又成佛了。
    太虚大师在首倡“人间佛教”时,提出了“契理”和“契机”两大重要原则,这是他对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他指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而所谓“真理,即佛陀所究竟圆满觉知之‘宇宙万有真相’;时机,乃一方域、一时代、一生类、一民族各别之心习或思想文化。”他强调应该“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
    根据契理的原则,那么,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说,都必须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与根本精神,如果违背了这一条,那将不成其为佛教。而在契理的同时还必须契机,所谓契机,那就是要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笔者曾提出,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更不可将之对立起来。从历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从而从印度传到中国,从亚洲传到世界,并从古代走向了现代。
    一般而言,人们对契理契机的原则基本都是认同的,但在实际中却有时会不自觉地将它们对立起来。如果过分强调“契理”而排斥佛教的改革、变革或佛教的中国化,或过分调“契机”的“变”而忽视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根本上的一致,那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显然都是不利的。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人间佛教的推展中,我们不能在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或人间佛教的人世性时,忽视了佛教出世解脱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如何在人间佛教的进一步展开中使契理契机的原则真正得到实际的贯彻,这在当前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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