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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海岛诸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2020-02-12 13:21:54 点击数:

    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而盛于公元五、六世纪。然而,到公元七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渐已衰落,仅以帕拉王国的那烂陀寺为佛教的中心。相反,佛教却向中国和东南亚迅速发展。据七世纪末唐代高僧义净的记载,“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已来,少兼余二。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未罗瑜洲,即尸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旦旦洲;盆盆洲;婆利洲;掘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未迎漫洲;又有小洲,不能俱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未罗游少有大乘。但是,到公元八世纪,仅爪哇一地而言,就已是大乘佛教兴盛的时代了。所以,在八世纪前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一时成为东西方佛教徒访问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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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婆罗门教来到之前,佛教已经传播到东南亚一些地方,并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荷兰考古学家博斯曾描绘了许多佛教行脚僧的作用,指出:这些佛教行脚僧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东方,宣扬佛教思想。他们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宫廷,宣传佛法,使统治者及其家属饭依佛教,建立了佛教团体。由于这些佛教徒的流动,激起一个方向相反且更强大的潮流,即当地的僧倡走向印度佛教圣地和著名的佛教寺院,他们到那里常常逗留很长的时间。在印度古老的摩揭陀国邻近王舍城的那烂陀寺,成为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大乘佛教中心,各地僧倡为了寻求神圣的手稿、佛祖遗物和佛像而聚集在这里。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求法僧人极多,以致他们要在那里为他们兴建一座寺院。就是这些求法的僧人把佛教的艺术带回家乡,使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和诗歌等文化艺术兴盛起来。佛教对于当地群众具有比印度教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印度教是“一种从师尊直接传授给门徒的神秘教义”,而且,只限于婆罗门这一种姓。而佛教则有所不同,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教义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只要能行善事,人人可以求得菩萨道以至于佛陀。加之佛教是以祈求天帝的福社、以感化民众为目的,带有许多伦理道德色彩,因而更适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些无疑是佛教在当时的印尼群岛得以盛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唐朝有许多中国僧人前往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进行访问和逗留,彼此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诃陵国即南北朝时期的者婆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早在公元五世纪初就成为印度化的佛教王国,与南朝诸王朝不仅有邦交往来,而且彼此间在佛教文化上也有相当频繁的交流。当时西域著名高僧求那跋摩就是经由者婆国前来中国译经传法的。迄至唐代,有不少唐朝僧人到过诃陵国,诸如:并州的常憨、益州的会宁、明远、交州的运期、洛阳的昙润、荆州的道琳、襄州的法朗等等。其中,会宁于麟德(664-665)年间“杖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停住三载,遂与诃陵国度闻僧若那跋陀罗于《阿岌摩经》内译出如来焚身之事”,,;并令弟子运期责经送回唐京,蒙赠小绢数百匹,重诣诃陵,报与若那跋陀罗。明远、道琳,均途经诃陵而往天竺。昙润在诃陵北的渤盆国(婆罗洲)遇疾而终。法朗是永昌元年(689年)随义净从广州重返佛逝国的四位中国僧人之一,随义净“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渐通。法朗顷往诃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唐开元六年(718)天竺高僧金刚智从印度来华的途经者婆国,当时不空和尚年十四、五岁,在者婆遇见金刚智而师事之,师徒二人相随入唐。外,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二月,不空及其弟子含光等僧人附昆仑舶前往师子国时,亦曾途经诃陵国。此外,诃陵国的僧人辨弘,曾于唐建中二年(781年)从其国将铜拔一具,奉上长安圣佛院;螺两具、铜瓶四,奉上惠果阿者梨,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由此足见当时印度尼西亚也由中国传入了密教。

    室利佛逝又作尸利佛誓,是公元七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在苏门答腊岛上以巨港(巴邻旁)为中心的佛教王国,也是当时是南海诸国中最为重要的交通与商贸中心。根据唐朝僧人义净的记载,当时“南海诸洲,咸多敬信(佛法)。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③义净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他于唐咸亨二年(671年)十一月从广州乘船出海,约二十日抵达佛逝国,在此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在那里,得到了佛逝国王的帮助和支持,并由此搭乘佛逝国王船舶前往印度求法取经。其后,义净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十年,后又乘船回到室利佛逝,在该地生活了六年,从事参学、整理、写作和翻译工作。

    此外,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当时到达室利佛逝的中外僧人还有两位新罗僧人以及交州僧人运期,高昌僧人彼岸、智岸,晋州僧人善行,洛阳僧人智弘,荆州僧人无行等人。在这些中外僧人当中,两位新罗僧人后来去了婆鲁斯(苏门答腊西南部),因病去逝。运期善昆仑语,后还俗,留居佛逝。彼岸、智岸在往印度的航海途中病卒,所携带的汉文本《瑜伽》及其他经论则留存在佛逝国。善行到达佛逝后,因病怀念故土而归唐。智弘、无行等唐朝僧人到佛逝国后,受到佛逝国王的厚待,并得到物质生活上的极大支持。后来他们乘佛逝王舶赴未罗瑜洲,经揭茶前往印度「13]。另外,在八世纪初,唐朝僧人慧日也曾泛舶经室利佛逝等国前往印度求法。其后,天竺高僧金刚智在由师子国前来唐朝的途中,途经佛逝国,该国国王以金伞盖、金床的礼节奉迎他的到来。金刚智在该地逗留了五个月之后才启航前来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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