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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士大夫的佛教因缘

2020-02-12 10:32:30 点击数:

    两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朝廷北迁,北方僧人也纷纷渡江,南方成了禅宗活跃的中心。禅宗五家到两宋之际,伪仰宗不传,法眼宗衰微,云门宗虽然传承不断,但逐渐走向衰落。临济、曹洞吸收了云门宗的风格,开始兴盛起来。就佛教的自身发展来看,按照王水照先生将宋代佛教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在南北宋之交为其第三期一一由宗呆“看话禅”带来的中兴期。这一时期,克勤的《碧岩集》把文字禅推向顶峰,禅宗的公案禅逐渐变成了文字禅。正觉倡导“默照禅”,无论在禅宗界还是士大夫中间皆引起了巨大反响,将曹洞宗的地位得以提升。对于禅僧生活公式化,禅门问答形式化,宗呆起而拯救之,创立和完善了“看话禅”的新禅派,实现了禅宗中兴,影响深远。宗呆与士大夫交往十分密切,且强调“予虽学佛者,但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他将佛教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以适应士大夫的需求。这种儒释不二的思想极度贴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以在民族危机的南宋初年受到士大夫的欢迎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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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意在佛教的盛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对它的态度,上既好之,下必从之。宋高宗一改其父徽宗打击佛教政策。就高宗本人而言,他还是信奉佛教的,“在禁中书《金刚》《圆觉》《普门品》《心经》《七佛倡》等。暇日则常自披读,以发圣解。逢征伐等大事当前,便会亲往寺院焚香祈祷。不过高宗对佛教的态度也并非一味任其发展,所谓“不使其大盛”。发放度蝶收回的财政收入远远没有僧人不耕田的损失多,因而主张以农事为先。这种既限制,又扶持的政策让佛教得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发展。而处于南北宋历史之交的文人士大夫学佛也极具主观能动性,他们倾心于佛教澡雪精神,安顿心灵的功效,将习佛、修佛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北宋灭亡之际,大量士大夫流离失所。为了解决流寓在外的士大夫和百姓们,钦宗、高宗都曾下令,解决南渡士人的安置问题:“河北、河东、京裴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观以居。“丁巳,诏省试举人,许于临安府内外寺观安泊。周密也曾在《癸辛杂识》中也有相应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憨之,防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时赵忠简距居越之能仁,赵忠定居福之报国,曾文清居越之禹足迹,汪玉山居街之超化。他如范元长、吕居仁、魏邦达甚多。曾大夫少师亦居铁观音寺,后选天圣寺焉。

    南北宋之交,危机四起。南渡文人大都经历过“靖康之乱”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仓皇南渡的经历在他们的内心留有相当深刻的烙印。兵力的屏弱与对手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心态,无心收回北方失地的作为,更夺取了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的尊严。宋高宗启用秦桧、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极力打压有收复河山建议的大臣,让朝野有识之士倍感心寒。政治上,关于和战之争,宰相频繁更迭,特别是绍兴和议期间以及之后,秦桧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空气,士大夫不得不谨慎言行,更有甚者选择了去寺院居住,选择远离朝堂,与禅僧交往、研究佛经、谈禅避祸的生活方式。在南渡词人中,不乏有受家庭因素影响而信佛之范例,如徐俯受其舅父黄庭坚影响,在一次拜访禅师的经历中感受到佛法精妙,于此深信;向子趣之舅父笃信佛教;王之道亦受家庭因素影响,一生推崇佛禅;史浩家族有崇佛传统。但也有许多词人是受时代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影响而崇佛信佛。不少人经历了沉重的政治打击,如站在抗战派的一边而屡遭投降派打击的曹组、张元干、蔡伸、李光等。历经官场黑暗,不畏权贵而遭到贬官或主动辞官的也比比皆是,如赵鼎、叶梦得、蔡伸、葛胜仲、李纲、向子趣等。他们无力抵抗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压力与伤害,只好主动走到儒家思想之外寻觅解脱心灵重负之寄托,遂产生“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的时代风潮。

    南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大多与禅宗有或深或浅的关系,南渡词人亦如此,徐俯、陈与义皆是被禅宗灯录视为传灯法嗣的居士。另有即使不是禅门法嗣却有跟从禅师参禅问道者,据周裕错在《法眼与诗心一一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中的记载,南渡时期词人如葛胜仲、徐俯、叶梦得、朱敦儒、李光、李纲、吕本中、向子趣,他们嗣法或与之交往的禅师大多为临济宗僧人,这也与宋代禅宗五宗中临济宗比较盛行有关。这一时期,词人与佛教僧人交往并不鲜见,他们想借此与佛禅走得更近。叶梦得特意延请禅宗僧人梵隆和宗义作为家僧到自己特别修建的“石林精舍”中居住。王庭硅也曾与侍僧洪觉范交往甚密,诗文酬唱。李纲亦在贬滴期间与僧人交往,与丹霞宗本禅师常有书信往来。张元干自结识闽中名僧西禅隆老,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元干,他的诗文中也经常能看到与僧人互相唱和的作品。此外,吕渭老、王之道、史浩也时常与僧人来往,交游唱和。由宋代到清代除禅宗文献外的其他佛教史传如天台宗、净土宗,以及其他佛教综合史传如《居士传》《续补高僧传》等文献也记载了部分宋代词人的学佛经历,据周裕错在上书中的搜集归类,这些典籍中记载了南渡词人徐俯、叶梦得、李光、李纲、王以宁、潘良贵、史浩的学佛事迹。

    宋代文人的佛教启蒙读物,有所谓“四书”之说,即《楞严》《金刚》《圆觉》《维摩》四部佛教经典。南渡词人对这四部经典均有涉猎,除此之外《华严经》《法华经》也为不少词人所青睐。对各类经书博采众长是宋代文人参禅习佛的一大特点。而且从阅读佛经中得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闲暇之增味剂,佛经里的无穷奥妙挖掘不尽,若能得悟一二,对人思想内涵和人生境界的得益是无穷的,甚至具有指导人生,掌握命运的作用。正如李纲和曹勋所言:唯内典深谈实相等书,皆精微奥博,真可归依。《华严》《法华》《楞严》《圆觉》《维摩》助发信心。愿乘暇一观,必有所契。今人谓佛书退藏派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切,法广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济物。
        地水与火风,四大各一性。和合乃养形,损增则成病。《圆觉》著于品,吱伯峻其证。君子知其言,穷理宜至命。
    宋人广博地阅读佛教经典,与僧人谈禅论道必然会启发他们的思维,令其有所体会与感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一点也体现在南渡词人颇为丰富的佛学著述里。如葛胜仲有四篇与佛经有关的跋文一一《跋刘知言默所书华严经》《跋道云刺血书经》《跋涵山法清师书法华经》《书周仲嘉发菩提心语后》,内含对佛家精神与佛经的一些理解与感悟。除此之外,南渡词人也在赞、颂、记、铭、序等文体中引入佛禅义理,歌咏高僧古德、佛教建筑。如葛胜仲的《十八罗汉赞》《景德寺新钟铭》、张元干的《妙喜道人真赞》、曹勋的《真和尚绍兴传灯序》《径山罗汉记》等。在诗词中引入佛禅思想更是屡见不鲜。
    这一时期,词人的词集名称涉及佛禅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如陈与义的《无住集》,其晚年奉祠退居湖州青墩镇寿圣院僧舍,该僧舍有“无住庵”,陈与义曾在此居住,故遂以“无住”命名作品集;杨无咎的《逃禅词》在运用佛教名词的基础上也表达自己的逃禅遁世思想,以映射其思想与志趣。受禅宗风气影响,不少词人开始有了归隐出世的倾向和喜清风气,为远离尘嚣,亲近自然,叶梦得专门修建“石林精舍”作为读书禅修之地。李光的“转物庵”也曾得大慧宗呆为之作铭。
    南渡词人中常见以词与僧人相互赠和,葛胜仲《醉花阴》(东皇己有来归耗)次韵印师;叶梦得《菩萨蛮》(经年不踏斜桥路)赠无住道人;王之道《水调歌头》(败屋拥破钠)赠僧定渊……除与僧人相赠和外,词人在游览居住寺庙,与僧人谈禅论道时也会留有词作:向子趣在中秋与二三禅子咏十玄谈,作《虞美人》(澄江雾月清无对);周紫芝曾游真如、广孝二寺,留有《渔家傲》(路入云严山窈窕);赵鼎冬夜居七宝山国清寺作《花心动》(江月初生);陈与义在青镇僧舍作《玉楼春》(山人本合居岩岭)……南渡词人在词中渗透的佛教义理与禅悟也相对深广,开始用佛教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指导现实人生,借此消除人生坎坷、仕途不顺、甚至生死所带来的忧虑与苦恼,这也是南渡这一历史阶段文人对佛教态度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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