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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禅词创作概况

2020-02-12 10:28:48 点击数:

    宋代立国之初,就一反五代北周世宗对佛教的打击政策,予以适当的保护。皇帝直接关注着佛教事业,建立了完整的僧官制度,文官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各阶层的官员重视宗教,尤其是佛教。

    有宋一代,禅门淦释公案的风气很盛,把禅语转化为诗文和韵语,正适应了宋初“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社会氛围。谈禅、颂古盛行一时,早期以心传心的无字禅己经被口耳相传的文字禅所取代。如此一来,禅和文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让禅僧的文学创作合理化。僧和士也便在歌舞升平,绮丽婉约的临下风流中互通有无了。虽然词在北宋时期被认为是“小道艳科”,与佛门显得格格不入,但仍有不少禅僧表现出了对词这一文体的极大兴趣,如惠洪、仲舒等僧人作词皆张口即来,他们对词体之喜爱与熟悉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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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是宋代士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他们不必具有某种宗教的坚定信仰,既然多所涉猎,自会起到渗透思想的作用。这也使宋人在诗词文中使事用典包罗万象。在宋代三教合一的趋势下,文学家学佛(禅)成一时风尚,因此宋代文人读佛诵经与禅僧的交往十分普遍,禅宗对其思想的影响较大。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中提及,北宋中后期是一方面有感于禅宗哲理,精神解脱,一方面也为其审美境界,美学体验所着迷。宋代词人与禅僧的交往加之本身博览经书,自然拉近了与佛教的距离,促进了禅与词的紧密结合,对禅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在北宋这个禅与词刚刚开始碰撞的时代,最初二者的结合有着难以消除的障碍,比如人们对诗体、词体功能的固有分界,即“诗言志,词缘情”,缘情而发,要吵宜修的词怎么看都和“禅和子气”相距甚远。传统“词为艳科”的观念与森严的佛门戒条导致词家对禅气的防范与禅家对情的戒备旗鼓相当,受传统的词体观所囿,文人也并不把个人情感、思想、禅学修养流露到词中,这就导致了词与禅在最开始并没有像诗与禅结合的那般顺理成章。
    正如饶宗颐所说:“宗教思想之与文学,就好像一物的内蕴与外廓互相依存着表里的关系。宗教必待文学而后有高度的表达,文学作品因时代而转移,必借宗教思想来充实内容。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之事。”四宗教家利用文学作为宣传工具,时至北宋,僧人依旧利用说唱形式宣扬佛法,旨在“令敬信者闻生欢喜心”,创作了《渔父》《千秋岁》《渔家傲》《拨掉子》等曲子词唱道。禅词质量也有了提升,如北宋中叶的一些禅僧,“金山达观颖禅师,为人奇逸,智积敏妙,书史无不观,词章亦雅丽”“蒋山佛慧禅师,丛林号‘泉万卷’者,……其词理凄壮”,对僧人的禅词创陶感染,文学水平也逐渐在向士大夫靠拢,加之禅学修养的累积,纯粹的词学创作,质量较高的禅词得以应运而生。
    词的内容、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北宋时期,词体诗化也开始进行。文人忌惮“祸从诗出”,于是将写作重心逐步向当时并不太受传统文学观念接纳的词,也逐渐把过去在诗文中流露出的情志安放于词中,佛禅思想、禅悦体验自然也在转移范围之内。随着词体性质的改变,诗化的发生,留下了词展现个人内心世界的特性,又屏蔽了诗体表现外在政治事功的特点,与佛禅注重心灵感受,个人体验相契合,在这一阶段,词与禅的联系才越发顺理成章。
    士大夫禅词也是从北宋开始出现,据周瑶在《北宋禅词研究》}zs]中的统计,这一阶段创作禅词的士大夫有王安石、俞紫芝、苏轼、苏辙、黄庭坚等17人,共作禅词84首。在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诗祸”中,文人对诗谈及政治的关注度降低,而把目光转向了从前不被看重的“言情”之词。北宋前期一些词人词作中的言志、说理的部分被挖掘出来,使词的题材不限于脂粉气、女人味的领域,而得以拓宽。首先,潘闻、王安石初步尝试援禅入词。潘闻己初步将禅宗的审美境界融入词中,而王安石在禅词创作上可谓是取得重要突破的第一人,以禅典入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诗为词”。王安石佛学造诣深厚,有不少诗是说佛谈禅的,但他并不专攻作词,留下的词作也不多,直接谈禅或暗藏禅趣的就有二十余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如《望江南·饭依三宝赞》《诉衷情》  《雨霖铃》,或演绎禅宗公案,或表达对佛禅的虔诚饭依,皆偏重禅理阐发。但也有部分词将佛禅的思维方式、清雅意境带入作品之中,如《清平乐》《烷溪沙》等,皆是融摄佛禅意境的成功之作。在其后,苏轼及其苏门弟子也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佛禅词创作,禅词迅速发展。苏轼有极高的禅学修养,并且经过深刻的研究与思考,将禅宗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苏轼以诗为词,全面改革词坛传统风尚,并取得了重大实绩,苏轼以之高妙性情与襟怀,无论在词学创作还是理论建构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与突破。苏轼在词学创作上突破了传统“词为艳科”及婉媚樊笼,在题材和风格上有开拓之功,对词坛创作影响巨大。苏轼词作“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将词的“主体化”24同上,第43页25周瑶.北宋禅词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倾向在数量、质量上往更深层次拓展。僚友间的酬赠、咏物题画、纪游咏古、说理谈玄与其诗作相通,苏词在题材上显现出诗化倾向,使词学界出现了在传统词类型以外另辟蹊径的创举。苏轼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真正打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使词的表现力得以扩大。佛禅是苏轼宽广的词作题材中的一个,苏词不但在思想内蕴上将禅学因素与词创作融会贯通,在审美情趣上也将“清空”“畅达”之美融入词学创作中,这都来自于禅宗的清雅境界。与苏轼的人生经历和其高妙襟怀有关,他的禅词中经常流露出人生无常之感叹,随缘任运之处世观,对禅宗本自具足的体认。苏轼的禅理、禅趣词以及戏谑词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上都让禅词的创作水准迈上了新的台阶,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是北宋禅词创作中的最重要人物。苏轼革新词风的做法引来了不少时人的追捧认可,他的弟子如黄庭坚、晃补之就在追随之列。黄庭坚比起苏轼更信仰禅宗,据《五灯会元》卷一七记载,黄庭坚为黄龙祖心禅师法嗣。他也是一位颇受关注的词人,在苏轼的启发、禅宗的影响下,也在词中抒情言志,并将禅学修养融入其中。颂古式的创作有之,也有如《清平乐》一般的拥有清远意境,禅味十足的禅词作品,在意境营造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苏门弟子中,晃补之也是公认的追随苏轼作词道路的一位,援禅入词方面同样如此,创作了不少禅趣、禅味相当的作品,同时,走向佛禅也让他苦闷的心情凭借禅宗得到解脱。
    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敢于开风气的词人共同营造了适宜禅词发展的土壤,禅词的创作成为北宋词题材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苏轼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他可谓援禅入词的开山者和领路人,将一种超然达观、随缘自适的人生境界和清旷畅达的艺术境界注入词体创作,引起较大反响,后继者不断。但总体看来,禅与词的结合仍在初步酝酿阶段,创作禅词的仅仅是一些词体观发生了转变的词人,依然有一些缺乏艺术性的颂古词和禅理词,创作水平也参差不齐。比起衰世、末世,北宋尚属昌隆盛世,文人士大夫有比较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拥有比较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虽偶有党争挫败,也多为一时之失意,依然对国家前途抱有希望,这一时期的文人更多将佛禅视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良药,利用创作化解矛盾心理,“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以佛禅之道化解官场倾轧带来的紧张不安正是这一时期士大夫禅学佛之目的,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禅词的创作特征,更显清旷超达。北宋禅词虽无法在整体词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至两宋之交,禅与词结合又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后继词人以不同个性面貌,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在这一领域开启了新的创作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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