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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官员与民间佛教法事活动

2020-02-12 10:14:34 点击数:

    首先,从上述史料可以推断出来,安福寺礼拜塔的各种活动看来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该寺举行这一法事活动应该是宋真宗以后的事情,至于兴起的确切时间就不得而知了。咸平三年(iooo>,成都发生了王均之乱,不仅改了年号,还建立了大蜀政权。这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是建立了国中之国,于是朝廷出兵平定了叛乱。加之宋初平定后蜀的战事,宋太宗时期又出现了王小波、李顺反抗朝廷的事件,短短几十年间,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多次经历战火,这给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因而他们对战火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宋朝境内其他地区的民众,于是逐渐出现了在安福寺祈求平安的活动。这一法事活动的影响此后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成都地区新年第一天最为重要的民间活动。对宋王朝统治者而言,在同样的时间内益州多次建立非赵姓政权,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除了大力增强统治力量之外,顺应民间的意愿也成为其笼络政策的重要层面。于是,管辖成都地区的朝廷官员到安福寺的塔前设宴会,这显然有着某种政治意含,而不是单纯的祈祷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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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宋朝出现在安福寺的礼塔活动何以不在其他场所举办,其背后一定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常理而论,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应该有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何以偏偏要在安福寺塔周围举办呢?宋人祝穆引用城都志》的记载说,安福寺塔“大中间建塔十三级,李顺之乱,塔毁于火。祥符间重建,仍十有三级。初,取林(材?)山民山,得青石中隐白画浮屠像十有三级,梁柱栏循,皆历历可观,此建塔之神异也”。可知安福寺塔建于唐代大中年间,毁于李顺反叛,重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并且建塔初期就曾经出现过神异之事,因而颇具特点。南宋陆游作了《雨中登安福寺塔》一诗,并注释说“俗谓之黑塔”,这应该就是指北宋新建的那座塔了。可能是王均之乱后,当地人祈求平安,常常前往礼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习惯,进而成为了专门祈祷消除“兵火之灾”的庙宇。问题在于,民间流传这种习俗的背后应该存在某些不为人知的推动力,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后人已经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了。

    再次,对于佛教寺院和僧人而言,由于当地地方行政长官的到来,礼塔仪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官方举办并参与的重大活动。为了办好这一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节日,迎接以范成大为首的地方官,安福寺塔除了要燃灯之外,还“梵叹交作,僧徒骄集”,即所有僧人集中起来诵唱经文,应该是相当隆重而庄严的佛教法会。按照费著的说法,太守会在安福寺停留整整一天,晚上登上安福寺塔眺望美景。而事实上,范成大是否直到晚间仍然在安福寺,现已无从考证,但其诗作最末用了“与民同处且逢场”一句,表明他无非是为了表现亲民态度而逢场作戏罢了。

    同年正月初三,范成大来到了成都东郊的牌楼院,这也是一座佛教寺庙。他解释说:“故事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扫。”①也就是说,这一天是当地人扫墓拜祭祖先的日子。按照范成大的理解,应该是当地行政官员要参与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之后,在牌楼院设置宴会。然而,费著在记述这天的事情时却说:“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牌楼院)。”费著记述的时间与范成大所述并不一致,一是初二,一是初三,其中必定出现了问题。若按照费著关于“故事”的说法,范成大前往成都东郊的牌楼院参加相关活动应该是固定的日子,而范成大当年是亲自来到了该寺院,因而其诗作记述的时间很难说是错误的,抑或是他并未按照惯例前去,这是无法考证的事实。同样,目前也无资料能够充分地证明,费著对成都牌楼院法事活动具体时间的记忆性叙述是否准确。但无论如何,范成大的确象征性地参与了该寺院主办的“蜀人”祭祀先祖的活动,其诗作云:“远柳新晴螟紫烟,小江吹冻舞清涟。红尘一阴人归后,足占贴饥莺瞥纸钱。”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当时“蜀人”在烟雾缭绕中给死去的先祖焚烧纸钱的场景。然而,对于担任地方长官的范成大而言,他的祖先远在平江府(江苏苏州),因而可以不参加牌楼院祭祖仪式。然而,范成大按照惯例来到了牌楼院,亲自出席了“蜀人”祭祀其祖先的法事活动。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范成大个人的行为,而是每个宋代地方官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他们为官一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必须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顺应当地民心,否则会给他们的执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宋代地方官员参与任职地的宗教活动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行政过程。至于“蜀人”何以在牌楼院举行“拜扫”仪式就不得而知了,抑或该寺院寄放了很多“蜀人”祖先的灵位,抑或该寺庙祭祖有着某些特别的灵验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研究的深入。

    范成大在成都任职之后写过一首《丁酉重九药市呈座客》的诗,应该是作于淳熙四年九月初九。此时范成大已经离开任职地,因而应该是他回忆成都药市而作。③显而易见,即便是离任了,范成大对成都大慈寺的药市依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他参加过在大慈寺举办的药市活动,因而才会产生恋恋不舍的情感‘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函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一粒可救一人命”。毫无疑问,每年大慈寺在天中节、重阳节这两天都要进行各种商业活动,这也是“故事”,是属于有固定时间的活动,也是需要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在此之前,范成大似乎并未去过药市,至少在其诗作中不曾反映出来。然而,这种情况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毕竟,范成大蜀地任职已经到了第三年。而大慈寺既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佛教庙宇,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是极具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成都最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场所之一,更是当地举办各种世俗和宗教活动的著名寺院。范成大曾经创作过一首题为侩庆节大慈寺茶酒》的诗:霜晖催晓五云鲜,万国欢呼共一天。澹澹媛红旗转日,浮浮寒碧瓦收烟。衔杯乐圣千秋节。击鼓迎冬大有年。忽v捧筋供玉座,不知身在雪山边。”可以肯定,这是庆祝当朝皇帝宋孝宗生日而由范成大在大慈寺内主持的盛大而隆重的活动。⑥由此可知,当地官方的不少政治活动也是在大慈寺内举行的。正因为如此,范成大在写作《丁酉药市呈座客》之前极有可能已经多次去过大慈寺的,无非是没有留下相关证据而已。

    从现存范成大的诗作可以发现,他留下了三首关于海云寺的诗,其名分别是《十二月十八日海海云赏山黝、《三月二十三日海云摸石》、《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作为成都东门外最为著名的风景之一,海云寺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游人如织的寺庙之东门之胜,禹庙、大慈寺、散花楼、合江亭、薛涛井、海云寺,其最著者”。该寺距离城区相对较远,但庙中的一株山茶树可谓闻名全国。施宿系南宋时期湖州人,他并未亲自去过四川,但在纂修吴郡(浙江绍兴)的地方志时专门设了“草部”一门,其记述吴郡的风土时竟然谈到了蜀地的山茶:“蜀地乃绝少,成都海云寺仅有一树。每岁花发,则蜀帅率郡僚开燕赏之。邦人竞出,士女络绎于路,数日不绝。”在施宿看来,会稽浙江绍兴)有很多山茶林(f A会稽甚多,昌安朱通直庄有树高三、四丈者”,但其声名远远不及成都海云寺的这株山茶,可知在宋朝是相当有名的,就连远在江南的官员都称赏不已。著名诗人陆游在一首诗的注释中写道:‘成都海云寺山茶花一树千苞,特为繁丽。”③陆游曾经在四川任职多年,他与范成大几乎同时在任,只是较范成大晚一年左右回到东南地区而已。后来,他是在一户人家见到山茶树时触景生情,回忆起了海云寺极为繁丽的山茶。可以肯定,陆游与范成大一样也观赏过海云寺的山茶树,否则他不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海云寺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唐代的一位高僧。据费著记述,“(三月)二十一日出大东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邦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可知鸿庆寺延续了唐朝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习俗,每年三月二十一日都要在该寺庙纪念灵智禅师。随着时代的变迁,该寺的民俗活动变成了求子的风俗,这实际上成为海云寺香火鼎盛的重要原因。北宋人吴中复作梅云寺唱和诗》,而王霏为该诗作序时写道:“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费著也记述说:“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可知这种习俗至少在元代依然传承,甚至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或近代时期。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传宗接代的儒家文化背景下,海云寺“摸石”之后便能生育男孩,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大加信奉。因而不难想见,该寺庙在宋朝之后的历代王朝一定是热闹异常,来往的香客应该是源源不断的。至于从何时开始形成这一习俗,现已很难加以求证了。

    为了顺应民间的这种需求,宋朝的地方官往往都要参与类似海云寺的求子活动,这是维系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之一,范成大自然也不会例外。从其诗作看来,范成大至少去过三次海云寺,两次观赏山茶树,一次观看“摸石”活动。至于他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官员身份前去,等等,这些都并不是十分明确。但无论如何,范成大是四川制置使,他去参加在海云寺举办的活动,更多的应该是代表官方出席的,其仪仗之威严,引得沿途百姓夹道观看:“太守出郭,建高旗,鸣茄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里,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范成大多次前往海云寺主持“民乐”仪式,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从表面上看,宋代官员积极参与民间大型的宗教活动,是与民同乐,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而实际上,不论是在哪座佛教寺庙举办的宗教或世俗活动,其强化在区域社会的统治的目的是难以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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