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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太祖太宗的佛教保护政策

2020-02-12 09:55:18 点击数:

    一是保护和发展寺院。寺院是僧尼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后周世宗废佛最重要的行动便是拆毁无救令的寺庙。其诏书称:“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宋太祖一上台立刻停止这一行动,建隆元年(960年)六月,他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这是宋太祖平复法难的开始。虽然当时明文规定不得私自修建已废的寺院,但政府已停止了拆毁寺庙的工作。宋初的皇帝还下令新建了一些寺庙,最有代表性的是建隆寺的修建,宋太祖在平定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下诏于广陵战地建造寺庙,当时是建隆元年(960年),所以赐名为“建隆寺”。在佛教保护政策的指导下,宋初统治者们还扩建并翻新了一些寺院。乾德三年(966年),朝廷下令修葺杭州昭庆寺。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救修京师旧封禅寺为开宝寺,该寺“前临官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极于拒丽”!成为东京佛教的象征。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把龙兴寺改为太平兴国寺,“官为营葺,极于宏壮,并令其供奉太祖的御容,第二年,他还下诏赐天下无名寺院或者为“太平兴国”或者为“乾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后又下诏重修峨嵋五寺,又诏建开圣禅寺,改普照王寺为太平兴国寺。同时,民间合法的修葺寺院不被禁止。太祖、太宗巡幸佛寺的次数也很多,还参加佛塔的落成,开宝六年,宋太祖“幸相国寺,观新修普满塔。太平兴国初年,太宗为了供奉原吴越的释迎真身舍利大兴土木,“度开宝寺西北阀地,造浮图十一级,下作地宫,以葬舍利”!’]。完工后,太宗亲自安放舍利,场面非常壮观,甚至“燃指焚香砖臂掌者无数”‘”,这些自伤身体的过激行为在后周世宗时是明令禁止的,而此时却公开出现,表明佛教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太祖、太宗还多次临幸佛寺祈雨、祈晴和祈雪。这些皇帝参加或支持的佛事活动,有效地提高了佛教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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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保存和修建佛像。佛像崇拜是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后周世宗废佛的重要标志就是“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乾德五年(967年)宋太祖下诏令佛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川7,,开始有意识地保存佛像。但不是无条件的保护佛像,宋初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铸造金属佛像。如在下令保存佛像的同时强调“此后不得以铜为像,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下救:“不得以铁铸佛像,仍委所在长吏,常加察访不但下令禁止铸铁佛,还命地方官吏监督。下诏禁造金属佛像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宋代经济的发展,宋代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和铜,“禁民铸铁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无用者,上虑愚民多毁农器以激福,故禁之”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需要金属货币,金和银是硬通货,太宗向大臣咨询隋唐以前金器较便宜的原因,虞部员外郎杜镐说:“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可见,当时人们已开始认识佛事对金银价格的影响。铜币在宋全境流通,铁币在四川及西北地区流通,禁铜铁佛像有助于稳定货币的供应。其次,金、银、铜和铁都是战争必需品,当时统一战争还在继续,把大量的金属用于铸佛像显然不现实。由于当时人们佛教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以造金属佛为贵,执行该政策的阻力也不大。民间私造的佛像开始以木雕泥塑居多。当然,皇帝下救铸造金属佛像是合法的。宋代开始,金属佛像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即便皇帝再次下令废佛,也无法从佛像上得到太多金属,使再次发生大规模“毁佛铸钱”运动的可能性降低,有助于后世佛教的平稳发展。
    三是减损和控制僧尼。从晚唐以来,控制僧尼的数量在宗教政策中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唐玄宗时,政府开始由祠部统一派发“祠部蝶”,祠部蝶又被称为度蝶,作为合法僧尼的凭证。无蝶的僧尼为私度僧尼,不为官方承认。但后来也控制不住僧尼的数量。因而,唐武宗多次下救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下救令称:“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北宋建国之初,度僧尼开始进一步制度化。试经度僧成为宋初度僧的一般方式,唐代就有试经度僧尼的记载,五代各王朝开始强调有意出家之人通过考试来取得度蝶。宋初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官府组织测验童行的经业考试,合格的人数是固定的,“岁度千人”。宋初具体明确地规定了考试的报名时间,报名的过程,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帐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师,童行念经百经或读五百纸,长发念七十纸或读三百纸合格,实际开考时,“每诞圣节,州府差本州判官、录事参军长吏厅试验之。可见,以皇帝的生日为考试时间,并有指定的政府官员为主考官。合格后尚书祠部“给剃度受戒文蝶”。派发度蝶还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控制剃度人数,如;开宝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下诏:“自今诸路据僧帐见管数目,七十人至百三十人,每年放一人,至百七八十人放两人;如六十已下,据见在数积累年岁,候及前件分数,依例放一人。还以开封府知府为功德使监督考试和度蝶的发放。雍熙二年(985年),太宗下诏:“天下应系读经二年、所供帐有名者,并许剃度。僧、尼自今须读经及三百纸,差官考试,所业精熟,方许系籍。明确要求参考人员必须是供帐有名的童行,强调考试的重要性。北宋试经考试的组织、僧籍管理、度蝶发派和监督都是由政府俗官来进行,僧官只是辅助,加强了政府对僧尼数量的控制力。还有特恩度僧的情况,这是皇帝诞辰、帝后皇族忌辰、皇女出家等特殊日子,或其他原因,由皇帝下诏许人剃度,一般不经考试,如:建隆元年0960年),因长春节在相国寺赐宴百官,太祖一次特度童行八千人。此种情况度僧尼的范围和数量多很有限,但也有范围广,数量大的特恩度僧。“太平兴国七年九月,诏曰:‘联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念天下之度人,拘有司之制度,伸申素愿,式表殊恩。应内外系籍童行长发,并特与剃度。皇帝下诏某些特殊的寺院每年按固定的名额可以不经考试剃度僧尼,“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台州天台山有五十四所寺院行者,每遇承天节与度二十人。这也是特恩度的一种。只有皇帝下救,才能进行特恩度。这是对试经度僧的一种补充。宋代也有个人通过纳财取得度蝶的现象,被称为“进纳度”,这种度僧尼的方式宋神宗朝之后才开始增多。宋初,“进纳度”的记载很少,可见,当时政府把派发度蝶作为控制僧尼数量的手段,不用弩卖度蝶解决财政问题。这表明宋初僧籍管理的规范性。僧尼数量的增加和减损完全在政府控制下,如“三武灭佛”一样大规模的淘汰僧尼变得没有必要。从长远看来,减损和控制僧尼保护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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