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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僧侣南下建康弘法事迹

2020-02-12 09:43:32 点击数:

    上文提到,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河西地区的佛教已较为兴盛,不论在理论义理方面,还是在修行方式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佛教都影响着全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但是当河西战乱频发,而南朝建康等地佛教氛围浓厚时,诸多河西籍高僧南下到达建康等地弘法,下文将重点论述和探讨当时8位河西高僧经河南道至建康后的译经、注经,弘传禅学、戒律等佛教义理及与帝王、当地僧侣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等事迹,并阐述这些高僧对东晋南朝佛教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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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南朝时期,建康佛教发展兴盛。不仅有大量普通的佛教信徒,东晋南朝时期上层统治者大多也是信奉佛教的。在这样的氛围下,南朝诸地建有大量的佛寺,并有数以万计的僧尼常驻于内,对此《辩正论》有载,“刘宋,共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萧齐,共有寺院二千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萧梁,共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到了陈朝,寺院减少为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可见,东晋南朝时期,建康佛教发展的盛况。

    另一方面,魏晋时期虽然有严格的士庶之别,且门阀制度为世族把控,但在人民起义及内部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名士少有全者”豪门世族已逐渐没落。这一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为”、法“自然”的魏晋玄学思想日渐兴起,但“无论魏晋玄学在思想体系上是如何的复杂,在理论学说上是如何的“玄”妙,却掩盖不了魏晋玄学是魏晋之际世族阶级日益没落的历史反映”。而魏晋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因魏晋玄学与般若学有着类似的时代背景,思想实质也大致相同,所以“魏晋玄学,对于魏晋佛教,特别是般若学说的传入和发展,已经伸出了欢迎的双手”’引’。此后,魏晋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魏晋玄学的。到了南朝,虽然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于玄学的依附,但是“魏晋以来的“清谈”之风,却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佛教,造成了南朝佛教义理的发达。

    因为东晋南朝义理发达,所以陇右河西地区的僧侣们经河南道到达建康后,首要的事情就是译经。如沮渠安阳,到达建康后,其“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即此时沮渠安阳在建康译出《弥勒》、《观世音》二经。此后“竹园寺慧浚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以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顷之,又于钟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但经一卷。由此可知,安阳之前在河西译出的《禅要》受竹园寺比丘尼慧浚多次请求,复而面世。经僧佑考证,《出三藏记集》载:“《禅要》为安阳于宋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于竹园寺译出。除此之外,安阳又于钟山定林寺译出《佛母般泥但经》、《弥勒上生经》等二十八部。沮渠安阳一生“居绝妻擎,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因此当时建康佛教徒,无论派别,一律尊敬赞扬安阳。沮渠安阳面对国家破亡,忍心舍弃家国,前往南朝。并将其西行求得的梵本佛经译成晋文流通传播于南朝,为译经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还有一位高僧释玄畅,文献记载其“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可见,玄畅对经律、禅要、三论等都有深入探究,并勤于钻研,开创性地对华严大部进行阐释,对当时建康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永明八年(490年),释法献于瓦官寺与法意先译出《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后又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

    除了译经,高僧们还进行解经和注经。如《高僧传》记载,孝武帝时,法缓“因庐于方山,注胜矍及微密持经。可知,高僧释法缓结庐南京方山,注《胜矍经》及《微密持经》。因为法缓,方山自此与佛教结缘。位于方山的定林上寺和定林下寺是南朝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德高僧的聚集地与修行地。如昙摩密多、沮渠安阳、释慧览、释智猛等高僧也都在定林上寺和定林下寺修行过,甚至可以说方山定林是高僧们来建康的首选之地。

    相比较,同时期南朝建康禅学、戒律虽有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义学”。随着这些河西高僧的到来,南朝整体重义理轻修行的这一风气有所转变。尤其是在439年,北凉为北魏灭亡后,大量高僧选择经行河南道南下建康,北凉禅师沮渠安阳于建康竹园寺译出的《禅要》又称《治禅病秘要法》,此经重点所说的是修禅过程中修行者发狂的原因及治疗的方法。《禅要》中的“洗心观”“治噎法”“治犯戒法”“治乐音乐法”等为当时建康及全国初修禅者在参禅过程中出现的病症提供了解决办法。
    河西释慧览“早就和北方著名禅师玄高以“寂观”见称,后游西域,在厨宾从达摩比丘受禅谱要”’“。’,后慧览由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建康,文献记载其在建康事迹尤为简略。今可见《高僧传》载:“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救令移住,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频,并钦慕道德,造禅室于寺”’“‘’。释慧览来到建康后,受到南朝宋文帝和孝武帝的礼遇善待,宋文帝邀请其住锡钟山定林下寺,后孝武帝发布谕令使其移住至京师中兴寺。吴兴武康(今德青)人沈演之和会稽太守孟频因钦佩崇尚慧览的品行及戒德,于中兴寺为其出资建造了修行静坐的禅室。建康城内的僧侣们都追随慧览学习禅法。
    总之,“修禅是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佛教一开始传入中国,西域禅师就接踵而来,至魏晋南朝时,禅风大行于中国,而以北方更盛,然在北方地区,河西又更为突出”。所以这些河西高僧能够将禅修之风带到南朝并为大多南朝僧侣所效仿学习,就不足为奇了。
    在南朝禅学发展的同时,戒律也随之有了长足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东晋南朝时期设立以僧正为代表的僧官制度为戒律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保障,并加强了国家对僧侣们的有效管理和统治。如《高僧传》云:“献以永明之中,被救与长干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可知,在永明年间,皇帝救令师法献与释玄畅两人分管南北两岸的僧尼事物。法缓在齐明帝时期也受邀担任法主,《高僧传》有载,“及明帝造湘宫新成,大开讲肆妙选英僧,救请缓充当法主。帝乃降哗法筵,公卿会座。一时之盛观者荣之。后齐文惠又请居灵根,因移彼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高僧们与帝王等宫廷成员之间有诸多交流,联系较为密切。
    宋文帝在位时,其想聘请高僧释玄畅为太子师,但因思想不同,其再三辞让,后转锡于荆州长沙寺。逮“齐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启自江陵,旋于京师。文惠太子又遣征迎,既救令重叠,辞不获免。于是泛舟东下,中途动疾,带患至京,倾众阻望,止住灵根,少时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岁齐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窒于钟阜独龙山前。临川献王立碑,汝南周额制文”位帝王和太子都邀请其至建康。因齐武帝和太子都救令邀请而不好辞让,玄畅才沿长江水道泛舟而下,永明初年终至建康。齐武帝立即救令玄畅为僧正,一年后,即永明二年,玄畅圆寂于京师灵根寺,后葬于钟山。
    最后,来到建康的高僧们与当地的僧侣也多有接触,并相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建武末年,法献圆寂,“其与畅同窒于钟山之阳。献弟子僧佑为造碑墓侧,……献于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法献圆寂后,弟子僧佑为其立碑撰文,可见法献与弟子僧佑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敦煌释超辨到达建康后在定林上寺居住了三十余载,日常念诵《法华经》一遍,礼千佛凡一百五十余万拜。“齐永明十年(492年)终于山寺,僧佑为造碑墓所,刘耙制文”。可见,超辨生前与僧佑及其弟子刘耙交好,受到僧佑等南朝僧侣的尊敬。此外,到达建康的高僧们还常常受邀与当地僧侣一同译经、受邀参观佛寺及受邀住锡于寺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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