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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雅俗共存格局呼唤义学淦释的创新思维

2020-02-11 11:34:58 点击数: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而不断发生中国化的转型,其存在形态逐渐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观察中国佛教的存在形态,如结构的把握与要素的分析,类型的划分与时空的落实,关系的梳理与轨迹的厘清等等。从关系的维度来看,时空关系、中印关系、夷夏关系、僧俗关系、政教关系、三教关系、显密关系、大小乘关系等等①,都可以成为阐释中国佛教的重要路径,而这些关系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与诊释、义理的建构与传承以及信仰的结构与实践等很多内在要素与存在形态。在各种关系当中,以“理”主导的雅与以“事”主导的俗,形成精英与民间之间的上下呼应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信仰传播的阶层分布以及佛教恩想在现实社会中的核心结构,所以应该成为诊释中国佛教的一种重要进路。

    所谓雅佛教,就是由精英阶层支撑的、建立在经典阐释基础上的、以义理辨析和领悟为主的佛教,一般称为精英佛教或义理型佛教,也有人称之为高僧佛教;所谓俗佛教,就是由底层民众支撑的、淡化甚至回避或超越经典、无视义理阐释而热衷信仰实践的佛教,一般称之为民间佛教或信仰型佛教,也有称之为庶民佛教或民俗佛教。这是两种不同的佛教存在形态,在长期的彼此依存和相互呼应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支撑和引领着中国佛教的其他各种关系,共同成就了中国佛教的真实存在形态和核心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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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佛教理论和信仰以及佛教存在形态与发展走向的阐释历来是佛教义学的核心任务。正是因为这种阐释的源源不断才使佛教内在理论体系获得不断的完善,所以,佛教义学被视为佛教存在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也是佛教保持魅力和不衰的关键。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的义学来自佛教经典的翻译以及随后相继展开的经典阐释和宗派创立,并伴之以经典各种途径的传播和义理的多途运用。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义学由不同经典支撑的不同理论构成,并通过判教而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后世的诊释则在此基础上走向不同的路径,其中既有哲学范畴视角的体系化诊释,也有类型视角下的分类诊释,形成后世学者所谓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认识论、解脱论等等。从现实影响来看,历史上佛教义学曲高和寡的现象一直存在,印度如此,中国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对佛教产生致命的影响,甚至印度佛教的衰亡和中国佛教宋以后理论情趣的衰退都和义学的高端化、精英化以及缺乏有效的通俗化有重要关系。因为在佛教存在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经典的义理诊释既不可能在所有的信众中展开,也不可能为所有的信众所接受。在底层社会中,佛教信众无视经典义理诊释的权威,以自己的情感方式对经典中的信仰进行热情的拥抱,摸索出自己的信仰体系,甚至突破经典的约束,走向离经叛道之路。经典在实践运用中的这种变异性发展走向本质上也是对经典的一种诊释。

    如果说佛教义学的存在依赖于经典诊释,那么佛教义学的拓展则有赖于对历史上各种突破经典的信仰实践进行冷静的观察。在中国佛教的信仰建构中,超越经典的义学发展趋向及由此而来的生活化落地生根,促成佛教发生不断的民间化转型,虽然远离经典诊释的义理形态,但在生活运用中的实践诊释却为经典的价值实现寻找到更加宽广深厚的文化土壤,并因此为中国佛教开出一条不同于印度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进程。

    从义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来说,尽管佛教经典诊释具有揭示真理与建构体系之后的相对稳定性,但在所面临的问题与传达理论的方式等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诊释之道,从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义学。正是佛教义学的这种及时调整,佛教才可望获得健康的发展。今天,佛教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佛教信仰的生活化开展必然带来佛教的在强烈的功利化特色中呈现出非义学化的倾向,义学与信仰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张力继续延伸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尤其是游离于学理性诊释之外的信仰在民间毫无约束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成为佛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的负资产,使佛教信仰在与理性的对峙中逐渐走向浅薄与衰退,不但给佛教的生命力造成直接的危害,而且也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佛教实践方式所激发的这种变革呼唤佛教诊释的及时跟进,同时也使佛教历史的重新解读逐渐成为新时期佛教义学的重要使命。也就是说,今天的佛教义学既要面对佛教民间化发展趋势的挑战,也要走进历史,重新解读佛教的历史形态与发展轨迹,特别是重新拾起那些被忽视的民间佛教元素,并在传统义学的原则下,重建民间佛教的诊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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