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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虎文化与佛教的中国化

2020-02-11 11:31:51 点击数:

    中国佛教虎文化的形成,固然在一定意义上渊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更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势,形成了中国的特色,深刻地反映了众缘和合下的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事实。

    虎乃威猛之兽,号为“山兽之君”“百兽之长”。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少地域森林植被保持得较好,虎患较为严重。“天下名山僧占多”,僧人又多栖息于山林,虎对包括僧侣在内的山中之民的生命安全无疑是一种威胁。佛徒开拓山中丛林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虎豹豺狼相争相处的过程。僧侣对虎也充满着敬畏,甚至不免被虎所吞噬,但也有了比较丰富处理虎问题的经验。无论是“饲虎”,还是“伏虎”“驯虎”,都是僧徒的一种生活情态。因此较为自然地产生了借助佛法神通降伏老虎,使老虎与之和谐相处,甚至改造成为护持佛法工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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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化中,虎具有特殊性,既作为图腾神,也作为民俗神灵吉祥物,成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虎文化。虎既是力量、无畏和军事实力的象征,又代表着正义、忠义、孝道,代表着吉祥、财富。甚至本性凶残的虎,还赋予了“仁义”的品格。唐储光羲《猛虎词》云:“寒亦不忧雪,饥亦不食人。人肉岂不甘,所恶伤明神。”佛教要传播、发展,自然需要借助中国虎文化影响。中国道教崇虎,成为宣扬道教的重要工具。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是在与道教相争相合中进行的。佛教吸收了中国本土文化中崇虎、役虎、与虎和谐相处等虎文化的思想。如传说中清代某年轻衙差因痛恨贪官逼民的现实,遁人佛门,在安溪虎邱修行,后骑虎升天,乡民祀之为“骑虎禅师”。这一故事明显是借用了道教骑虎升天的母题。
    古印度佛教之虎,本主要为宣扬佛教大慈大悲的无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国文化结合,就发展为高僧以慈悲情怀伏虎、驯虎,为民除害的同时,化害为利。尤其是塑造出佛门“禅虎”一一虎听经修道,护持佛法,以求得正果。这或显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模式与世俗化的倾向:宣扬佛法高超、教化功德以及造福于芸芸众生的理念;表现出佛教由无相、无念、无住以及众生平等观念而转化为慈悲的巨大亲和力。此外,要把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佛教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就必须有中国的故事,而以虎故事作为媒介无疑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庐山“虎溪三笑”的故事,就是典型的借助“虎”宣扬以佛教为中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神异文化氛围较为浓厚。人们对于外来的文化(宗教),往往怀疑、抗拒,但对于其神异法术则又会转为敬畏、信服。佛教是比较理性的宗教,不大追求神异、宣扬神异,但为了传播发展的需要,也往往将神异作为其方便法门。佛教认为,虎是佛教“信仰力量”的象征,借助“虎”,表扬的是高僧的佛法禅功,以吸引民众的兴趣和崇信,夯实传播发展佛教的基础。例如,据《高僧传》卷六载,慧远弟子法安,善持戒行,兼习禅业。晋义熙中,新阳县闹虎灾,每晚都有一两个人丧身虎口,因此村民很早就闭门。法安行游至此,暮宿村中社树之下。清晨,“村人追虎至树,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慕,虎灾由是而息”。法安偶然的历险,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神秘的助力,村人“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又如,唐自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特别提到兴善寺惟宽禅师“驯猛虎于会稽”的事迹,推测惟宽在京师弘法时仍然炫耀其神迹,而自居易仍对此深信不疑,由此他对惟宽禅师似乎由此更加虔奉。
    总之,中国佛教中的虎文化,是古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结果,是传播、发展、弘扬佛教的需要,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民间化的表现。虎负载着佛教文化的内涵,佛教精神丰富了中国虎文化的内涵。古印度佛教的虎文化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在相当意义上体现出中国佛教文化的宗教性格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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