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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对近代佛教文化复兴的贡献

2020-02-11 11:10:41 点击数: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多灾多难,传统佛教在近代明显地衰落了,然而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刺激了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在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居士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佛教的衰落表现在教理荒芜、教制松弛和教产攘夺等许多方面。面对佛教的种种衰败景象,许多佛教界人士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而为振兴佛教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太虚法师早年从杨文会学佛,又受到革命学说的影响,立志以“佛化救国救天下”,发起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运动。敬安、月霞和谛闲等也都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欧阳竟无等一批居士佛教学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

    近代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居士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力量,由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也为数不少。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居士林”(不久又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就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在家佛教信徒的团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士林”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例如在北京有“华北居士林”,在长沙有“湖南居士林”,在天津有复兴密宗的居士林等。其他还有“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也都是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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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与佛教研究团体和佛教教学机构的大量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诸多的佛学院和佛学研究团体中,以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和三时学会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其中的支那内学院和三时学会都是由居士创办和主持的。

    支那内学院是佛教居士欧阳竟无1922年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以僧人为主不同,是以佛教居士为骨干的佛学教研机构。欧阳竟无曾立“师、悲、教、戒”四字为内学院的院训,倡导在家研习佛学,弘扬佛法。内学院以“阐扬佛学,育材利世”为宗旨,继承了居士佛教的传统,并采用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讲、研佛学和编刻佛经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内学院以对法相唯识学的教学和研究著称于世,欧阳竟无以唯识系的思想为准而编成的《藏要》三辑,收佛典五十余种,300余卷,因其标点、校勘和篇章提示的精到而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1943年欧阳病逝,吕激继任支那内学院院长,为创立内学院“佛学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桑、戒律)的讲习体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2年,内学院自动停办。三十年间,先后在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的多达200余人,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都曾在内学院学习。支那内学院对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巨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支那内学院还曾通过与基督教的对话而扩大了居士佛教在海内外的社会影响,反映了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居士佛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时学会则是由佛教居士韩清净等人于1927年在北京成立的研究法相唯识学的学术团体,与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南北呼应,成为北方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中心。时有“南欧北韩”之称。早在1921年,韩清净等就发起组织“法相研究会”,在北京讲《成唯识论》;1927年,根据法相唯识宗的三时判教(即将释迎一代教法分为初时“有教”、第二时“空教”和第三时“中道教”,判法相唯识宗为中道教),学会改名为“三时学会”,韩清净任会长。学会以阐扬印度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为宗旨,讲学与刻经并重,专门从事佛教经典特别是法相唯识典籍的讲习、研究、译述和刻印。所刻经典,校勘精细。三时学会与南方的支那内学院一起,共同推进了近代佛教唯识学的研究和唯识学的复兴。

    在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有一大批人对近代佛教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有的是信仰佛教的,有的并不一定信仰佛教。站在佛教立场上研究佛学的,也有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僧倡的研究和立志在家护持佛法的居士的研究。重要的思想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重要的学术研究专家,有陈垣、熊十力、胡适、汤用彤、梁漱溟等;重要的僧倡学者有太虚、敬安、圆瑛、苏曼殊、弘一等。被认为是中国漫画创始人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30岁时饭依其门下而成为佛教居士。他的影响最大的《护生画集》以漫画的形式宣传了佛教的戒杀护生等教义,对近代佛教文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居士学者,则是欧阳竟无、吕激和韩清净,他们分别对近现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故人称宜黄先生。早年习程朱陆王之学,后到南京渴见杨文会,并从受佛学,终生致力于佛学研究。他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因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成就的佛学大家而对近代中国佛学的复兴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主持编刻的《藏要》因校刻精细而享誉海内外。欧阳竟无一生对佛学研究很深,特别是对法相唯识学有独到见解,在近代中国佛学史上独树一帜。例如他分法相和唯识为二宗,认为印度瑜伽行派中的法相、唯识各有所原,各有所本,他在为新刻成的《瑜伽师地论》后50卷所写的序中阐明了“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的宗义纲要。他提出的佛学研究四忌(忌望文生义、忌裂古刻新、忌蛮强会违、忌模糊真伪)对纠正近代佛教学风具有积极的意义。欧阳作为近代佛教居士的重要代表,大力主张在家居士同样可以护持佛法,积极倡导居士佛教,这对近代佛教发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吕激c1s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学佛学,次年留学日本,专攻美术,1916年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应请到南京协助欧阳竟无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悉废旧学,专致佛学研究,经多年的刻苦钻研而成为中国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中成就斐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及藏传佛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成为现代许多人研究佛学的重要入门书和参考书。他不仅在唯识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重视因明学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提出应该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字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佛教的准确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他所提倡的“佛法不离世间”、佛法要为现实的社会服务等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意义。
    韩清净(01884-1949),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早年习儒,18岁时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后转向佛学,因读瑜伽、唯识的注疏发现其“解释无据”、“义理无当”、“不足以为研究之资”、难解其义而发愿从事研究和弘传。1921年在北京与朱莆煌等共同发起组织佛教学术团体“法相研究会”,1927年春改名“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其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真如、唯识、和种姓等义都作了专门地论述;其主持校刻的经典也以精细而著称。时人将其与南京的欧阳竟无并称为法相唯识学的两大家,有“南欧北韩”之誉,其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近代以来的佛教文化复兴,是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开始向中国现代转化、社会出现大变局背景下展开的,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力图在佛学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与外来文化互动中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也需要在参照异质文化过程中寻求新的突破与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兴起的居士佛教,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色。这个时期居士佛教取得的学术文化成果,同时也具有实现中西沟通,并与现代学术相对接的意义。例如“空有之争”是近现代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居士杨文会、周叔迎、欧阳竟无等都曾积极参与其中,这种争论除了宗教与文化意义之外,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标志着传统佛教义学开始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向。基于新材料与新视野对“空有之争”的研究及其争论,不仅为近现代佛教文化复兴提供了哲学理论和学术基础,也为之后的佛学研究提供了模式与范本,其影响至今依然在延续。
    中国佛教目前正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开始新的历史进程。回顾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佛教发展历程,居士佛教的重要作用是值得总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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