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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士佛教的历史,几乎与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一样长久。早在汉代,佛教初传,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奉佛,就有居士参加。《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记载说: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嫌赎。英遣郎中令奉黄嫌、白纵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嫌帛,以赎想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因以班示诸国中傅。

    这里的“伊蒲塞”,即“优婆塞”,指男居士;“桑门”,即沙门,指佛教僧倡。可见,楚王刘英在他的领地,与出家僧倡、在家居士一起奉佛,“洁斋三月,与神为誓”,还受到汉明帝的褒奖,同时也推动了佛教在这些地区的流传和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来佛教是在皇室成员、僧倡和居士的共同推动下逐渐走进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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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入和发展,中土许多地区先后兴建了一些佛教寺塔,并开始塑造佛像。史籍中关于竿融祠佛的记载,最早记述了东汉时建寺造像和民间奉佛的有关情况,也提供了早期居士佛教活动的生动例证。据《三国志·吴志·刘/}传》中说:

    竿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槽,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佛教在东汉末年已从宫廷贵族上层逐渐走向了民间,影响和传播的范围都有所扩大,建寺造像的规模也已相当宏大。特别值得注意地是,这里已经不再把黄老与浮屠并祠,而是突出了“课读佛经”和“浴佛”等佛教仪式,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佛教已有进一步地了解,也表现了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正是楚王刘英在他的封地与沙门、居士一起奉佛;竿融在广陵、彭城一带祠佛以招徕民户,并建寺造像,课读佛经,不断推动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扩大着佛教的影响和传播范围,使佛教逐渐由中原向江南传播。

    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大多为外来僧人。早期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主要是通过民间的形式,参与其中者当有不少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当时的风气是,译师在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例如,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云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羡甘”。这里虽不免有夸大之词,然有不少人前往听讲,参与佛事活动,当是事实。佛教在中土的译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人学士的配合,汉译经典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其中居士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居士,通过协助翻译佛经、宣说佛理,让中国人逐渐了解外来佛教的信仰与思想,对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国曹魏时,有昙柯迎罗来到洛阳,译出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抵戒心》,并在中土首创授戒度僧制度,被后世的律宗奉为始祖。而康居沙门康僧恺也于魏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其中提到“在家菩萨若在村落、城邑、君仔县,人众中住,随所住处,为众说法。不信众生,劝导令信。不孝众生,……劝令孝顺’,要求将佛教的信仰和修行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这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三国吴地的支谦在中土译出对中国居士佛教影响甚大的《维摩洁经》。这是一部从般若类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它通过有无双遣的中道“不二法门”,强调世间和出世间、生死和涅桑不二,把佛教的出世迁移到了世俗世界,阐扬唯心净土说。经中说:“佛言:童子,蛟行、喘息、人物之土,则是菩萨佛国。”“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就是说,只要净化自己的思想,佛国就在人间。因此,要达到解脱并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自净其意,要修“菩萨行”。经中还专门塑造了一个“善于智度,通达方便”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在家居士维摩洁。维摩洁居士不仅“资财无量”,更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神通广大。由于他能够净化自己的思想,具有佛一般的智慧和精神境界,因此,他居住在维耶离城,表面上出入酒肆妓院赌场等场所,实质上却是在教化超度众人,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染净不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大慈大悲的表现。《维摩洁经》及维摩洁居士形象的出现,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欢迎。至东晋鸡摩罗什重译为止,社会上至少出现了四个译本和一个合本。特别是文人名士,竞相追捧。鲁迅先生曾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其一是《维摩洁经》。'(C维摩洁经》的译出,对推动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碰撞中出现了冲突,但佛教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为了调和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矛盾,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居士,通过不断援儒、道入佛,调和中外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并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在客观上有力地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汉末三国时的居士代表人物牟子,就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了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牟子在《理惑论》中,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作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倡导三教一致论。牟子“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居士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自此以后,直至隋唐时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固有文化之关系的讨论,大抵不出牟子《理惑论》提出问题的范围。

    两晋时,佛教在玄佛合流中达到了比较快速地发展。当时的佛教般若学者,往往同是玄学清谈人物,他们兼通内外之学,尤其熟悉老庄玄学。僧人的立身行事,言谈风姿,也酷似清谈之流。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配“竹林七贤”;又著《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论证儒、佛一致,被认为是“东晋居士关于儒释关系的代表性论文……为居士佛教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两晋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一大批中国佛教学者的脱颖而出,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居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东晋名僧慧远(334-416>居住庐山30多年,“率众行道,昏晓不绝”,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与北方罗什僧团遥相呼应的庐山僧团。在庐山僧团周围,就有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和南阳宗炳等人皆“弃世遗荣,依远游止”。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曾与刘遗民、雷次宗等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虽然慧远倡导的念佛是“观想念佛”,与后世盛行的净土宗的“称名念佛”并不相同,但他仍被净土宗奉为初祖。东晋以来佛教的兴盛与江南佛教的流行,与慧远及其周围居士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流传和发展。寺院和僧尼激增,僧官制度得到了确立,寺院经济有了很大地发展,随着大量经论的进一步译出,对佛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并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充分条件。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的到来。入宋以后,虽然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有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局面已一去不复但是,这个时期居士中兴起的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佛教在日后的复兴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