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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慈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的最后预言:中国佛教将出现三种发展趋势:居士支持程度减弱、寺院经济恶化、僧尼修行失落。民国佛教世俗化已不可逆转,最终将导致佛教在中国消亡。但是,维慈又从人类宗教发展的历史发现,宗教修行传统看似消失,但最终却重新崛起,或以新的形式出现,如基督宗教礼拜仪式的复兴,伦理至上信仰的转变等‘难保这样的反应会出现在中国。”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首版于1968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预言,倒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状况的一种担忧和希望。四年后,维慈出版了凭泽东时代的中国佛教》( Buddhism under Mao)一书,介绍1949一1970年代的中国佛教。在该书最后一章TheFuture of Buddhism in China中,维慈对当时中国佛教的未来深表担忧。但是,他仍然相信佛教会继续生存下来。②这一信念一方面来自于他对中国佛教历史和性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受到赵朴初等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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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了两千多年,复兴与衰落并行,其中有大起大落乃至有三武一宗的灭法,但一直延续下来,当代佛教亦将如此。即是在“文革”期间,赵朴初等人仍然坚信,佛教不会在中国消亡,其主要原因并非是佛教自身的性质,而是因为佛教同社会主义颇具相似乃至相同的利他思想,佛教徒和共产党人具有共同的社会实践—为人民服务即是在行菩萨道。共产党人即是菩萨,引导全国人民行菩萨道。这样,即使佛教僧团组织形式不存在了,但佛教思想仍将在中国得到实践和发展。“文革”中的中国佛教濒临灭亡,但许多事正是“置死地而后生”,“(文革期间)犹如丛林正进行着一期禅七,紧张而严格,旨在使人们取证无我。同样地,外人是不得进人寺院。对未来来说,文革预示一期(禅七)的开始。也许,接下来就是重新引人佛教。”

    无论维慈对“文革”前中国佛教的现状的描述是否真实,对其重生的希望是否真诚,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经“文革”洗礼的中国佛教确实凤凰涅桑、起死回生,并且快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学界和教界人士又开始借用“复兴主义”理论来概述过去30多年中国佛教的巨变。④复兴主义( Revivalism)原指近世发生在北美的基督教福音运动,即因信仰(faith)而形成的大规模、具有深厚宗教热情的信教运动,及其形式多样的宗教和精神实践。这种现象似乎亦在当代中国佛教中出现。许抗生认为,当代中国佛教经历了三个时期:( 1)整顿期: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劫难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3)复兴期:70年代以后。①方立天把当代中国佛教分成四个时期:(1)正常期:1950年至1956年;(2)缓步期:1957年至1966年;(3)摧毁期:1966年至1976年;(4)复兴期:1976年以后。②汲品在其腹兴三十年:当代中国佛教的基本数据》一文中,借用茗山的观点,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分为三个阶段:( 1)  1949 -1966:佛教社会主义改造;X2)4966-4976:“文革”时期;(3)1976年以降:复兴时期;③他亦借用当时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说明在家信众、出家僧尼、汉传佛教授戒人数、寺院数量及其分布、佛学院与佛学期刊等增加,从而证明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④近数十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通过田野考察或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和分析当代以寺院为中心的中国佛教。虽然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各异,但在他们的笔下,当代中国寺院繁荣,佛教正在走向复兴。

    佛教信众、寺院、僧尼数量乃至经济收人的增多,是否就能说明佛教正在复兴了1667年,中国僧人数为111 , 000人,1929年,全中国僧尼人数为738 , 000人,居住在230, 000座寺庙。解放初期,全国有五万多所佛教寺院,单北京就有2000多所。当然,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文革”洗礼的中国佛教几乎在中国消亡,佛学研究荡然无存,但在短短的过去30年间,中国佛教得以恢复和重建,僧团和信众人数大增。但问题是,信徒人数的增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佛教的复兴了

    从当代研究数据及佛教发展形式来看,当代中国佛教复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寺院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慈善和文化多元化发展。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财富积累的增长,以物质财富换取精神功德或以金钱购买经忏佛事的商业活动主导了大多数寺院的宗教和日常生活,给寺院带来巨大财富。信众越来越多,寺院的财富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寺院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由于过去对寺院经济的重视和强调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佛教百废待举,寺院一穷二白,或根本没有寺院。这样,在国家的鼓励和信众的支持下,恢复和修建寺院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主要佛教事业,从而也成为佛教兴旺的主要表现。但问题是,累积财富、恢复和兴建寺院是口的还是方法了寺院经济复兴能否代表佛教的复兴了维慈曾认为,没有高僧领导的寺院恢复,只能说是重建,不能算是中兴。况且寺院财富的积累,不仅不利于僧尼作为时代社会精神和道德典范形象的建立,而且有可能增加他们个人的物质欲望;另外,在中国佛教历史上,许多个案表明,正是由于佛教经济的过度发展,挑起佛教与国家和社会的矛盾,造成僧团内部的腐败,最终出现类似“三武一宗”灭法那样的悲剧。因此,寺院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佛教复兴的表现形式,但亦可能潜伏着危机。

    寺院经济的丰富促进了佛教慈善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佛教慈善是当代寺院经济发达的结果,虽然其中不泛大乘佛教慈悲利他思想,但是,当代慈善工作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大乘佛教思想特色了有多少人能把这样的慈善工作当成大乘佛教的实践,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钱就人人可以做慈善,这样的慈善如何体现佛教的特色了同样地,寺院经济亦促进了当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佛教文化论在中国盛行,反思宗教鸦片论,为佛教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佛教界一直宣称佛教是文化、强调佛教的文化功能,积极从事文化工作。宗教和文化有广泛的共同性,或者说,宗教具有文化性质,但二者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或不同性。佛教是文化,但不仅仅只有文化,佛教思想、道德理念、终极理想可能已超越了文化概念,虽然这种思想、理念、和理想的实践可能以信仰文化的形式出现。在一般人、特别是信仰者看来,文化亦有世俗与神圣之分,佛教有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不同。若以宗教、或宗教文化的名义敛财、敛名、敛利、敛养,那就有宗教世俗化之嫌了。同样地,如果僧尼仅仅是文化工作者,而没有精神修证和道德修养、戒律威仪作为底蕴,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就会显得很“世间”乃至庸俗,佛教文化世俗化也就在所难免。唯慈曾担心,民国期间的僧尼忙于文化、慈善、社会弘法等活动,势必削弱他宗教修行,淡化他们宗教师或亲教师的宗教身份和职能,势必造成去佛教化或佛教世俗化发展。部分当代学者亦有同样的担心,汲品怀疑当代佛教复兴有可能只是佛教世俗化复兴。这样,建立在寺院经济基础上的慈善、文化事业,大大改变了当代佛教寺院功能和僧尼身份,这样的改变削弱了佛教的宗教功能和出世理念,减低了僧团在当代社会伦理建设、精神修养提升等方面中的崇高地位。

    当代中国佛教在寺院经济、慈善、文化等展现出开拓性创新,部分僧尼成为经济、慈善、文化工作者,为国家、社会、个人服务。②这些创新和实践并不违背大乘佛教思想,或者说人们可以从大乘佛教中找到为这些实践辩护的经典和思想。但问题是,大乘佛教理想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实践的,唯有人无我、法无我的菩萨才能做到。菩萨是人类众生学习的典范和榜样,但很难做到像菩萨那样无我利他;若不能做到,但仍以菩萨自居,以此来掩饰世俗行为,那就是邪命了。当代佛教不仅需要坚持大乘佛法思想的指导,亦需要传统佛教的继承;唯有以佛法思想和佛教传统基础,当代佛教的慈善、文化等事业的创新才有生命力。如果说,佛法是性、传统是命,当代佛教函需回归此性、延续其命,重建宗教修学体系、重振伦理道风。无可讳言的是,当代佛教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足,深受世俗影响和模仿时代文化的创新有余,故正在丢掉自己宗教性和神圣性特色。如果说复兴是传统的恢复和现代创新,那么任何缺失传统的创新,不但不是真正的复兴,而且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这在中印佛教历史上曾有先例。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梵化”和中国赵宋以降的佛教“儒化”,最终导致佛教自我特色的失落。佛教由此在印度消亡,在中国转入民间信仰。这正是当代中国佛教应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