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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夫有志之士而遁匿于佛者”

2020-02-08 10:28:00 点击数:

    这一结论基本上成为叙述章太炎与佛教产生联系的经典表述,以致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对此一说法进行考辨。但是考诸章氏早年著作,其间与佛教相关的文字并非无有,如太炎在1891年至1893年所作的《膏兰室札记》,其中卷三有《汉人用佛经语》和《古西里》两条有关佛教,《汉人用佛经语》中有谓,“汉人引用佛说者,自《楚英王》、《襄楷传》外,不多见。今读徐岳《数术记遗》有云:未识刹那之余促,安知麻姑之桑田;不辨积微之为量,诅晓百亿于大千。刹那、积微,皆出《楞伽经》。大千出《华严经》。则又得一汉人引佛之彰明较著者矣。近人喜以佛书证明算术格致,然即如《楞伽经》所云:积微成一阿褥,以上皆七七变之。一切尘土蚁虱,皆能分其巨细。是亦颇可通于西人微积之术,以点、线、面、体长短相较,所差极微,至不可数计衡量者。”《古西里》一条又谓,“里法中西不同。而西里亦随地不同,且有古今之异。今英里一,为中里三而赢。若佛书所说,则西里有促于中国者。”同样对《楞伽经》的说法大加征引。这至少说明,在认识夏曾佑、宋恕之前,章太炎己然“略涉”佛典,至少是《楞伽经》和《华严经》。而章氏年谱中特别强调夏曾佑和宋恕,或许可以作为太炎进入当时佛学研究的主流群体加以理解,而不可谓太炎因为夏曾佑和宋恕才开始批阅佛典,接触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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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此时他对佛学不甚上心,则是可以肯定。与康梁袂裂之后,甚至公开谴责维新派群体的佛学兴趣。1897年8月2日章太炎在《经世报》发表《变法篇言》一文,“以规夫有志之士而遁匿于佛者。”通观全篇,章太炎主要指出言变法者存在两大弊病,“华妙云乎,碎暴云乎”。其中“华妙”之“异微”在于,“耻功利为不足助,而鹜心于教之流别,必假贷于浮屠以为宠灵。”章太炎随即表示,“浮屠氏之书,吾无皆警焉。”只是他认为,“且今之世,末法世也。”所以“昌明其教”显然不合时宜,等之于“魏、晋人之清言”。他认为“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行之。”归根结底,章氏此时主张的还是“经世之学”,对“目睹闻百姓之啼号宛转而欲以空言济之”相当不以为然,进而说到,“大儒之处世,言无取窕,事无取阂大,苟有可用,虽蹈之粘牡,越人之不龟手,方讴楼以承之;若其无用,蜚蓬之问,不在所宾,其说虽涵元气入无间,无所过而问。”另外则是他认为变法者应该有“赴汤火、冒白刃”的气魄与“惟哀足以成事”的意识与道德。从其早年的这篇政论来看,佛学因为不合时宜而为章太炎所痛低,他对“有志之士之玩惕于佛”相当不满。撰诸《变法篇言》前后的其他重要著作,就佛教而言,《干蛊》篇甚至有,“以彼深识玄鉴,而犹不免上古野人之说,何哉?”相讥;《菌说》又谓,“要之,儒、佛、庄子三家,皆属理想,亦参以实验,较之袄教各家,诚若玉之视燕石矣。而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家者也。甚至佛教所谓轮回,在此时章太炎看来,“非无至理,而由人身各质所化,非如佛家所谓灵魂所化也。六道升降,由于志念进退,其说亦近,而所化者乃其),非如佛家谓灵魂堕入诸趣也。在在可见,儒家之教乃是章太炎此时关注的重点。
      《变法蔑言》一文是章太炎离开时务报馆后发表,其中包含了对维新变法者的批评,因此维新派忱于佛学只是章太炎月旦时政之一部分而已,其政论性质大于学术。对于佛学,章太炎除了“无警警”外,又提到,“龙池须弥,吾据之足以考地望;夜叉阿修罗,吾据之足以辨种族。其近实者,九能之士,固将有事焉尔;其深微渊吵,知帝之悬解,而不削切于民事,张弛之义,宜有所先后。这依然是在经世之学格局下对佛学加以进退,认为其“深微渊吵”却“不削切于民事”,所以只是主张“悬解”与“民事”在“强困日棘,黔首催虞”之际“有所先后”。一方面说明,章太炎此时己逐渐由涉览佛典而对佛法有所了解;另外亦可见他有所保留,其所游移的部分即是经世之实学与其所认识的空谈之佛学如何取舍,如何交融,因此才有二分矛盾的态度,大体可以确认,佛学在章太炎此时的学术体系中并不占据显要位置。
    而摇诸章太炎以及梁启超的回忆,很容易发现当时实际上存在一个因为佛学兴趣而凝聚起来的群体,他们或许在此之前并不认识,或许是因为变法维新共同的政治主张而走到一起,但是佛学也正由此扩展影响,并在知识界的人际网络中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章太炎的文字里,大概可以肯定,戊戌前后,维新派群体中不乏佛学兴趣浓厚之人,而夏曾佑和宋恕在其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宋恕,并未出现在梁启超的文字中,将章太炎与梁启超的说法进行对比,大体可以肯定,晚清的佛学复兴似乎并没有呈现一个清晰的脉络,更多是趋新士人之间的砒砺与交流。章太炎自述中呈现的景况,表明佛学兴趣曾经以群体的形式扩散,梁启超、章太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只是相对于章太炎的简单回忆,梁启超干脆将这种小群体中的佛学兴趣视为晚清思想界的潜流。
    梁启超和章太炎皆是晚清佛学复兴的参与者,但是从他们日后的回顾来看,所谓佛学复兴无不只是集中于当时知识界的个别精英,而他们所强调的也正是佛学作为一门学问对晚清思想家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所认同或者记忆深刻的即是佛学研究在晚清的价值与意义,而作为日后宗教意义上的佛教往往不在其叙述范围之内。从他们对晚清佛学发展的描述来看,实际上是没有僧侣参与的佛学复兴,似乎以佛教为信仰的僧侣阶层,在这场佛学复兴中起到的作用近乎无有,即使有似乎也并不在他们关心范围之内。无论是梁启超叙述的晚清佛学研究兴起的源头,还是章太炎的经历描绘出的戊戌前后佛学研究盛况,都没有僧侣的身影,甚至往往他们词汇上的佛教即是专指佛学。为什么在他们的描述中,僧侣代表的佛学与佛法会那么不值一提?可能正如章太炎所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细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梁启超也同样说:“前清佛学极衰蔽,高僧己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个中原因至为繁复,笔者以为并不是一句“前清佛学极衰蔽”能够解释的。但是至少显示出,不管是梁启超还是章太炎,他们对晚清佛学复兴的掐述,主要集中在世俗知识界,其中多数为居士,他们的特点是进行佛学研究而非以宗教信仰为目的。因此大约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归纳出居士佛学复兴而僧侣佛教衰弱这一特点,此即为梁、章等亲与者所建构的晚清佛学复兴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中明显存在对僧侣佛教的排斥,而对居士阶层的佛学复兴赋予了思想史意义。
    在他们的叙述体系中,为何将晚清佛学复兴描绘成居士佛学复兴而僧侣佛教衰落,僧侣群体代表的佛学为何没有出现于晚清佛学复兴的叙事之中,这一问题可以从梁、章两位的言论中厘出线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提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感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入于佛。……往往有夙昔稳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默货陷人。……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渝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乱坛盈城,图俄累犊。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梁启超这里提到的几点,都是其不敢再提倡佛学的原因,一是,社会动荡不安,佛门成为厌世隐遁之所;二是,佛学为恶人所利用以为名利;三是,随佛教复兴,种种外道迷信之说复活。可见所列数条皆与梁氏提倡佛法初心不相符合,换言之,当时对佛法、佛学、佛教的理解,除了梁启超等人所理解的内容以外,尚有其他认知存在,佛教整个的形象是多元的,而且从晚清以来有一个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梁启超看来,显然是污名化。无独有偶,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亦提及,“至并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饰膏粱,助长傲诞,上交则馅,下交则骄,余亦不欲与语。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此处亦认为后之佛学与佛法被污名化,而他不满意之处在于以佛法为宗教,与梁启超所见,“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乱坛城,图截累犊。”甚为接近。大概可以肯定,梁、章事后的追述,已经有了对佛法、佛学与佛教的特定区分和认知。对于佛教作为宗教的一面,保持了警惕,甚至敬而远之,这当然与民初思迷信(后面将谈到),而正是这部分的盛行,使得他们先提倡的佛学被污名化。可见在一般的认识中,晚清以来的佛法、佛学与佛教在概念上始终模糊不清,梁、章的叙事正是想要对三者在概念上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有何意图可言呢?与他们早年同样提倡应用佛学,但是当时在概念上也十分模糊必然有关。所以在他们的叙述体系中也存在未晚清佛学运动辩诬和正名的意图在其中。
    总起而言,笔者以为晚清佛学复兴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一定的价值评判倾向,即褒扬居士阶层的佛学研究,并赋予其思想史意义;但是对僧侣佛教的作用则是加以过滤甚至是忽视。此种笔法的缘由,一是因为一般理解中的佛法、佛学与佛教在概念上并未严格辨析,造成佛学精神的污名化,而僧侣阶层的佛教近似宗教,其部分内容与迷信无异;二是为他们早年提倡佛学做辩诬和重新诊释,褒扬佛学而损益佛教,将他们早年的兴趣归入研究的层面而非宗教迷信。从梁启超、章太炎的叙述中,明显存在褒扬佛学而贬斥佛教的倾向,章太炎甚至否认佛教属于宗教,这些在在都表明,这些晚清佛学复兴的参与者在事后追述这段历史时,存在一定预设的标准,他们希望将晚清佛学复兴的精神与鼓吹宗教相区别,这种后设的关照大大影响了他们对晚清佛学复兴的认识。所以笔者认为,梁启超、章太炎晚清佛学复兴的参与者与叙述者需要区别对待,因为他们特殊的地位,这两个身份往往交融而不能区别,这是后来者难以了解晚清佛学复兴本相的一大原因。那么他们在晚清,到底对佛教、佛学有着怎样的认知?哪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在晚年追述这段历史时,加入了许多后见之明?佛教在晚清究竟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恐怕都需要回到晚清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去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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