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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2020-02-08 10:13:11 点击数:

    对于佛学复兴这一晚清思想史的重要论题,张颧先生较早提出了看法,他认为晚清的佛教思想有其内在演变过程,“在嘉道年间,魏源和龚自珍的佛教思想大部分来自净土宗。而光绪后期,佛教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复苏,主要是受唯识宗的影响。葛兆光对于这种将晚清佛学复兴上溯到龚魏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晚清的佛学复兴运动,和龚、魏未必有太大的关联。”他举例提到像杨文会就是“病中读《大乘起信论》而进入佛学世界的”,康有为则是“在光绪五年(1879 )读书于西樵山时开始接触佛教书籍”,而梁启超则是“1891年在万木草堂受康有为的影响,才开始与佛学书籍接触,直到1895年以后与谭嗣同、夏曾佑、汪康年等交往,才真正进入佛学”,谭嗣同“则是受到康有为与杨文会的两方影响。”章太炎则是“受了夏曾佑和宋恕的影响”,“而宋恕之佛学兴趣,则是因为幼年多病,又受到其内兄中颂、陈仲舫的影响才开始的”,其他的如夏曾佑、沈曾植、张尔田等原本就对佛教有兴趣。可见在葛兆光看来,晚清佛学复兴的核心人物多不是直接受到龚、魏的影响,之所以追溯到龚、魏,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葛兆光的反思颇为深刻,他以史实为依据,看出了所谓晚清佛学复兴并非只有龚、魏顺流而下的一条线索,而是多流并进。.黄克武基本上同意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这群士大夫的佛学兴趣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在金陵大力倡导佛教思想的杨文会。……二是一度将佛教看成世界所有宗教源头的康有为。”但笔者这里并不打算就晚清佛学复兴的兴趣来源着墨太多,而是将重点放在梁启超对晚清佛学复兴脉络的建构上,以及梁启超的这种建构具有怎样的形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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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2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原题为 《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作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的序言,几乎同时在《改造》杂志连载。在自序中,梁启超说明了作这篇长文的动机,一方面是为蒋方震新书作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坍。”遂独立成书;另外还交代了胡适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胡适对梁启超说:“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进而梁启超又重点说明了此文与其本人之关系,“‘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可见这本小书不仅是概论清代学术,更是梁启超的回忆录。以往学者面对这一文本,多是强调其梳理清代学术的价值和意义,然就晚清佛教史而言,这一文本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它最早勾勒出了一个晚清佛学复兴的脉络,并赋予其思想史意义: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己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辩难。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棣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清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握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饭依文会。

    这一段叙述大致勾勒出了晚清佛学复兴的两个源头。一是“今文学家”与佛学研究,大致的脉络是自乾隆时期的彭绍升、罗有高到后来的龚自珍、魏源;二是杨文会在晚清佛学研究与信仰中的特殊地位。虽然提到“王夫之颇治相宗”,但是这里并没有重点展开。这样的叙述方式在《清代学术概论》论述体系中并无不妥,因为作者在序言中已经点出了晚清“今文学运动”这一主题,自然晚清佛学研究的论题也是在其范围内展开。同时,梁启超在自序中还提到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并说明,“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可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渊源有自,并非凭空出世。按照这条线索耙梳,两个文本对比阅读似有必要。

    戊戌之后,梁启超通逸日本,1902年3月起,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其中《最近世》部分提及:“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定庵与学界之关系,诚复杂哉!并归纳龚自珍佛学之特点为“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对比后来《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说法:“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y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可见,关于龚自珍为晚清佛学研究导师的说法,前后并无出入,只是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加凸显佛学研究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关联性,亦可见梁启超之用心。同时梁启超笔下的龚自珍早已和“晚清思想解放”相挂钩,所谓晚清佛学复兴也只是因为“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可知龚自珍、魏源到康梁、谭嗣同、夏曾佑这条佛学研究的脉络,只是从属于其“晚清思想之解放”的叙述框架,梁启超无疑在“以己意进退”晚清佛学复兴的脉络,至少可以说明,梁启超叙述晚清佛学研究的状况,其意图显然不在佛学本身,而是出于各个阶段不同之目的加以采择,归根结底,佛学并非其凸显的重点。但是这种上溯龚魏的写法不胫而走,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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