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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佛教的特征

2020-01-06 11:20:13 点击数:

    汉代佛教初传中原,最早接触者属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此时的佛教,由于教义不清,经典不传,当时的人们只能是将之与中国原有的观念结合起来加以解释,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佛陀更是与神仙无异。

    对于“明帝感梦”一节,《后汉书》一记:“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配日月光,变化无方,无孔不入;《三国志》中一记:“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丝,乳青色,岭赤如铜”。牟子曰:“佛之言觉也,祝乎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不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这些对佛陀的描写与想象中的神仙特征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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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种把佛与神仙并列、佛教与方术并列相适应,人们对佛教的崇拜方式也极具中国特色。根据现有史籍记载,中国第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是东汉楚王刘英,他将佛陀与皇帝、老子一起不加区别的对待便见一斑。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嫌赎。英遣郎中令奉嫌白统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嫌帛以赎想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因以班示诸国中传。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其中“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一句,或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祠”字当为“慈”或“词”,本句应解为“崇尚佛教的慈悲之言”。但古代汉语中没有将“祠”与“慈”或“词”混用的情形,这里的“祠”就是“祠祀”之“祠”。刘英将佛陀放入祠堂,加以礼拜,就像礼拜皇帝与老子一样。仪式上也差不多,“洁斋三月”,从这一点上看,佛教的基本仪轨一长斋,都还不为世人所知,更不用说完备的戒律。从后文“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来看,更说明当时之人只能用固有的崇尚神仙的方式来礼拜佛教。佛陀与神仙的作用也很相似,享用人间的供奉,保佑祈福者。从明帝对楚王的诏报中看出,楚王对佛教的理解应该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应为他“因以班示诸国中传”。文中又有“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之语,“伊蒲塞”即优婆塞,为在家居士,“桑门”即沙门,为出家僧人,说明当时既有出家为僧者,又有信奉佛教的在家居士,但是即使是这些僧人和居士对佛教的理解似乎也不出当时的普遍观念之囿。
    东汉桓帝同样同时供奉佛陀、黄老。《后汉书》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2襄楷为此上书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柞哉?”:这段话不仅说明桓帝将佛与黄老并祀,而且说明了他祀佛的重要原因:即“获其柞”,就是要延长皇柞,祈求江山永固。这又和道教祈求“长生久视”相合。桓帝将黄老、浮屠并祀,祈求神灵保佑,以延长皇柞,达到“长生”。另外,在襄楷看来,佛教“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和黄老之道也无不同,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知识份子对佛教的普遍看法。
    汉初之黄老之学着眼点还在于老子教义中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经过秦朝的残酷统治以及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到了汉朝初年,社会动荡、民生无着,汉初的统治阶级吸收黄老思想中的因素作为统治理念,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现状的,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之后,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盛极一时,这时候,社会上崇尚的黄老之道悄悄的发生了变化,从着重政治意义上的统治之术,演变成为个人身心修养的方法,即“清心寡欲”,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状态。汉武帝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重用丹鼎派道士为其炼制金丹,大力推行祠祀,以求长生。武帝元狩年间,北伐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川这段记载中之“金人”,有人认为是佛像,并作为武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原的标志,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撑,从来没有一件材料说明武帝时期匈奴族己信奉佛教,这个金人只是匈奴人用来祭天之物,属于匈奴族的原始宗教。武帝将之放置在甘泉宫,还烧香礼拜,说明他为了长生,已经到了无神不拜的地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风气之盛。在这种社会气氛之下,佛教传入中原,并且其教义中的“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与当时所流行的思想是如此的合拍,难怪统治者要将佛与黄老并祀,祈求保佑。
    以上是从佛教思想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巧合上来说明佛教为什么能为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当时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一汉代儒家思想的宗教化也为佛教进入中国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提供了土壤。
    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息,从而大大的缓和了阶级矛盾,至汉武帝时国力至全盛,武帝征匈奴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却激化了本已相对平静的阶级关系,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暴力反抗政府事件“不可胜记”的局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决定采用鬼神之力“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来达到久治。《史记》载,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重用方士,大搞祭祀求仙活动。以此为背景,董仲舒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儒家思想应运而生,并得到武帝赏识,成为汉代独尊的“儒术”。
    董仲舒的基本思想是用阴阳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用“天人感应”等手法,把君主地位、三纲五常、甚至是灾异事件都归结为“天命”,以此证明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在他这一体系中,最富有宗教色彩的“善恶报应”以及“降雨”、“止雨”的仪式。这种宗天神学与儒家相结合,将自然现象神秘化的倾向,逐渐形成了凿纬之学,并成为汉代主流思想。其中“善恶报应”说与佛教“业报”之说十分相似,可以看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中有接受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土壤。
    不管如何,在两汉之际,佛教己经进入了中国,尽管这一时期佛教的面目并不清晰。如上文所述,此一时期佛教的经典不多,教义、教理更是无从宣述,另外,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期只是在社会上层统治者与知识份子中间流传,没有广泛的信众基础,由此推衍而来:统治者和知识份子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只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将佛教当做是方术的一种,加之汉代“祭祀文化”的盛行,佛陀被当做一种神仙也就不足为怪了。总之,在汉末以前,佛教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中国文化部分的接受了。对于佛教徒而言,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此时的佛教还远不能让中国人接受他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无从以自己理念、教义来影响中国人。但是,毕竟在中国这片新的土壤上初步扎根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佛教徒对人们将佛与皇帝、老子并祀也是乐观其成的,毕竟皇帝和老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崇高,将佛与之并列并不会让他们感到太过难堪。
    应该说,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从其刚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可视为是佛教本土化的第一个阶段。只不过在初期,这种本土化多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佛教本身并没有发言权,在这一时期,“被接受”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到传播佛教教义、教理,宣扬其世界观、方法论并不迫切,随着佛教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自然会提到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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